摘要：新媒体时代的中国网民是公共舆论和民意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但是针对这一群体的政治态度的研究在国内却并不多见。本研究对政治上比较活跃的中国网民的「左」、「右」政治立场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网络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中国网民在政治立场上总体偏右，左派立场的网民为少数。分析结果显示，男性较女性而言，立场更为偏向激进右倾；年龄愈大，立场愈右倾；收入水平愈高，愈是右倾。党员身份对左、右立场具有一定影响，但教育程度与左、右立场的分野并无明显的相关性。分析也显示，大学生反而是网民中政治立场最为「中庸」的群体。
关键词：左派 右派 网民 公共舆论 新媒体
一 引言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左」和「右」一直是人们用来描述意识形态中截然对立的两种政治价值体系，也被经常用来划分政治现实中持相反政治立场的政治势力和群体。有论者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套有关甚么样的秩序才是社会的正确秩序以及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秩序的信念体系」。自晚清以来，政治上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一直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以及后来的执政理念。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左派和右派在执政理念、发展方向、政策基调的对立也日益显露。
随着微博等新媒体的兴起，原先仅限于学术知识界精英之间的左右之争迅速扩散到了全社会，成为影响中国公共舆论和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之一。新媒体时代的网民日益成为公共舆论的发起者、主导者和传播者。了解网民的社会人口学背景并探索和分析其政治立场和态度，对于认识中国公共舆论的创造主体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事实上，学术界对于知识精英间的左右之争有不少研究，但对大众层面的左右派别却鲜有问津，特别是对中国网民政治立场的分析更是屈指可数。为此，本文拟对此展开探索性的研究，以填补空白。
二 当代中国的左右之争：一个简要回顾
要研究中国网民的左、右立场，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左」和「右」，以及如何对网民进行左右划分。尽管「左」、「右」的标签经常被人们拿来贴给某个人或群体，但这个标签是否适合他们却很少有人深究。政治上的「左」与「右」在含义上并不确定，正如意大利哲学家博比奥（Norberto Bobbio）主张，「『左』与『右』不是指代不变意义的词，它们在不同时代和情形中可以标示不同事物。」在西方国家，一般来讲，左派同情社会底层，支持促进平等，强调福利国家建设；而右派强调自由，支持竞争，反对高福利，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小政府」。简言之，对自由和平等的偏重不同构成了左派和右派基本政治价值观的差异。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中，「左倾」经常和激进、冒进联系在一起，而「右倾」则经常和投降、软弱和妥协联系在一起。1949 年后，「左」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并在文革时达到顶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在中国取得合法化的地位，198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新启蒙」思潮。19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自由主义著作的不断引入，自由主义得到了更多知识分子的支持，但与此同时对它的质疑一直都存在，批评者主要以「新左派」知识分子为主。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形势加速演变，新左派悄然崛起，并在1990 年代中后期与自由主义学者展开了一场论战。随着加入论战的人愈来愈多，时至今日，中国知识界的左右之争也并未出现缓和的趋势，更谈不上得已平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新媒体的兴起，愈来愈多的普通民众也加入双方阵营，使得左右对立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双方阵营已经不再像之前的文化精英那样进行理性辩论和对话，而是将理念、立场之争扩展为人身攻击，指责、谩骂甚至肢体冲突屡见不鲜。
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早已不再是某种思想一统江湖的局面，意识形态光谱也很难用「新左派」与「新右派」这样的简单两分法来概括，各种思想和理论都有自己的市场。马立诚曾总结出了八种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思潮，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即官方正统）、「老左派」、「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高超群绘制了另外一幅当代中国的四流派政治思想版图：「温和国家主义派」、「利伯维尔场派」、「政治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无论作怎样的分类，这些思潮在中国均有数量不等的追随者。
意识形态的分裂不仅仅体现在观点和立场的分野，似乎也体现在不同社会群体或阶级对于不同意识形态流派的偏好。有论者认为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主流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知识界的意识形态核心在于自由与民主，而体制内人员依从于官方意识形态，但目前官方已进入「后意识形态」时期，或者说以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为特征的无意识形态阶段。
由于当前各种社会思潮五花八门，官方、知识精英和大众以及这些群体内部存在各种思想立场和分歧，似乎简单的左右派别划分有多大意义也值得思量。尽管如此，当人们谈到意识形态立场时，用得最多的描述词汇仍然是「左」与「右」；对于影响当今中国公共舆论和政治发展方向的思想流派，人们也常称作「左派」或「右派」。其实，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单一的左右区分简化了复杂的政治信息，为普通选民识别候选人的政治主张提供了简单的判断标准。对于政治意识形态日益分化的中国而言，我们假定，「左」、「右」标签对于普通民众识别政治信息依然具有重大影响，同时也是人们判断、理解、评价政治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从左右分野这一角度来研究中国当今的意识形态现状仍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分析视角。
为了能够展开大众层面的政治立场的分析，有必要对目前知识界的左右之争做一下简单的梳理，因为网民政治立场的喷发性表达多与知识界激烈的左右之争有关联，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说是由知识界左右之争所促发的。为探究知识精英的左右之争，本文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左派和右派知识精英是谁以及他们代表谁；二是知识界左派和右派的立场和理念之争。
对于知识界的左派和右派代表人物，舆论界和学术界大体上有所认知，但对于左派和右派代表谁的利益和要求，则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在左派看来，中国的右派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国内资本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是「卖国贼」。但在右派看来，中国的左派是当权者的追随者，无视生活艰难、受强权压迫的社会底层，他们关心的只不过是自己的利益，爱国和民族大义不过是幌子，因此被讥为「爱国贼」。大体来说，在谁代表谁的问题上，难以得出客观结论，但双方都会赞成，在与政府的亲疏关系上，左派显然处在更亲近的站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左派在不同问题上与官方立场完全一致，一些左派和右派代表人物的活动均会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和限制。但至少相对于右派来讲，中国左派倾向于视政府（或国家）为各类问题的最可靠解决者，而右派则倾向于视政府为问题的制造者。就那些在新旧媒体上知名的学者而言，右派（或自由派）有秦晖、张鸣、朱学勤、茅于轼、贺卫方、刘军宁、徐友渔、张维迎、汪丁丁、周其仁等；左派有汪晖、王绍光、崔之元、甘阳、刘小枫、韩毓海、旷新年、强世功、孔庆东、韩德强等；当然也有面目不大清楚的，例如郎咸平。除了学术界的代表人物，一些社会名人也常被贴上「左」或「右」的标签，比如「右派」的韩寒、任志强、李承鹏；「左派」的胡锡进、司马南等。
于知识精英中左派和右派争论的核心问题和理论背景，国内学界已有不少文章对之进行了梳理。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中国的左派与右派〉也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由于知识界思想和学术争论并非本文分析的重点，故不在此展开讨论。但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仍有必要对争论的焦点做一概括性介绍（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在个人自由— 国家权力、市场主导— 政府主导、全球主义— 国家主义、对国情的判断、对旧体制遗产的态度以及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腐败和社会不公等方面，左派和右派均持明显的对立态度。
表1 知识精英的左派和右派立场
此外，左右派别以及派别内部对传统文化、民主制度、文革评价以及诸如医疗、教育、就业、外交等当前的政策领域也存在诸多分歧。比如，老左派拥护和支持现行体制，他们往往属于或支持既得利益集团，支持马列毛主义，对否定文革持暧昧立场，对否定改革也态度不明朗；新左派（特别是「毛左派」）否定现状，但大多肯定毛泽东和文革，将毛视为民族主义者，将文革理解为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的斗争。在对待西方的问题上，右派内部的观点也有所不同，一部分信赖西方并主张全盘西化，另一部分主张吸收西方的民主宪政体制，但也强调与中国传统相结合。尽管知识界左派和右派内部的观点和立场并非完全一致，但是总体来讲，两派内部的分歧相较于两派之间的分歧而言并不算大。在左右争论中，两派内部也更容易求同存异，枪口对外，攻击对方，捍卫己方。这种倾向在对当前中国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分析评论中不难发现。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左、右派和其他国家的左、右派存在很大差异。西方左派通常与「进步」、「制度变革」、「平等」、「团结」、「抗议」、「反对派」、「激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联系，而右派通常与「保守」、「体制维持」、「秩序」、「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联系。相反，中国左派通常重视国内政治稳定、国家主权安危以及民族的尊严，右派则侧重于人权、民生、平等、自由等。中国左派大都是现行政治制度的捍卫者，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持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否认自由、民主、人权；在经济上，他们否定市场经济，强调政府主导。中国右派则是民主制度的信仰者，他们反对国内的一切不平等现象（尤其是特权），主张民主、法治、宪政是当今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主张在政治法律制度上向西方学习。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右派知识精英更多地与社会底层民众保持着联系，一些右派活跃人物还投身于底层的维权、环保等社会运动之中，而中国的左派精英却很少与社会底层维权和抗争运动走到一起。在对社会现状的批评上，中国的右派其实更像西方的左派；而在维护现有政治体制和既定社会秩序的态度上，中国的左派却更像西方的右派。此外，中国知识界的左、右派与党派关系不大，两派知名人物既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于其外部，而欧美国家的左、右派知识精英通常也有清晰的政党认同。由于中国的左、右派与西方的左、右派的政治主张既有重合又有差异，因此一些在国内被视为右派或左派的代表人物（例如秦晖和汪晖）也经常表示很难认同外界将自己划为「右派」或者「左派」。
三 识别大众中的「左」与「右」
本文关注的问题在于，知识精英左、右派与大众左、右派在很多具体的主张和态度上可能存在联系，但也未必完全一致，因此我们不能通过精英的观点来演绎出大众的立场。但直到目前，对于中国民众左派和右派的研究并不多见。我们并不了解大众层面的左派和右派由哪些人构成，他们的思想观点呈现甚么样的特征，他们对当前社会政治问题持有何种态度，左派和右派之间存在哪些对立和共识。相较于知识精英的思想和学术论战，普通民众的观点和立场可能会更加偏激、更不系统、更简单化、标签化甚至自相矛盾。因此，从方法论角度看，对精英层面的左右派别研究，其研究对象（观点、思想以及代表人物）是基本明确的；而大众层面的左右派别研究，其研究对象（人口构成和观点）都不是预先给定的，需要先「发现」左、右派，然后才能对其作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一）测量指标
概念的界定和操作性是实证研究的重要一环。美国学术界针对大众意识形态的实证研究，在区分左派和右派时一般使用两种测量方法：一种是根据受访者的自我定位（self-placement），即让受访者回答自己属于左派（自由派）还是右派（保守派）；另外一种是以一系列社会话题（issue-based）作为测量指标，根据受访者选择的答案来衡量其意识形态立场。前者测量的是「象征性」（symbolic）层面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后者测量的是「操作性」（operational）层面的政治意识形态。两种测量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相比较而言，多数实证的意识形态研究以社会话题为测量指针。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1970 年代至今，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外学术界对大众意识形态的测量与研究已经相当成熟，然而，有关中国大众意识形态的研究并不多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从未接触过这一课题。早在1996 年，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和史天健就已发表论文，对邓小平时代（主要是1990 年代初）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立场进行了研究。该文从对改革的态度、对现状的不满、对民主的态度三个维度对当时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立场进行了分析。不过，该研究的左、右派测量指标并不理想，有的指标存在严重的测量妥当性（validity）问题。201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张明澍发布了研究成果，他对中国左、右派受访者的划分标准（即测量指标）是：认为「美国比中国好」还是「中国比美国好」——赞同前者为右派，赞同后者为左派，认为「中美两国不能简单做比较」的受访者被归为中间派。我们认为这 一指标既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在概念的操作性上也不够严谨。
在中国，网民的出现较晚，基本上可以看作二十一世纪以后的事情。有关网民的研究近年才开始起步，而与网民意识形态相关的研究则屈指可数。2007 年，「北大未名BBS」曾经贴出网友集体讨论创作的「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该测试以政治观念、经济观念和社会文化观念三个维度来划分网民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国内产生过不小影响。该坐标具有娱乐性，但测试指标众多且没有提供足够的说明以解释为甚么要选用这些指标。该测试仅在大学生和知识阶层等少数群体间流传，普通网民则很少参与。不仅如此，对测试的结果也未有进一步的研究，有关参与测试者的人口学背景也无从知晓。
2009 年，乐媛、杨伯溆在对中国网络BBS论坛中网民政治意识分化的研究中，根据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大众媒体、历史重新评价和自然生态环境等十四个议题，以及根据网民对待中国（政府／民族）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区分出包括「激进左」、「温和左」、「中间」、「温和右」和「激进右」在内的五种政治倾向。该研究还表明，左派和右派在中国现实和网络中都是存在的，并且在关注议题上存在明显的态度分化。应该说这是国内较早就网民政治立场进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价值。但遗憾的是，该研究只是对网民发布的帖子或者留言做了文本分析，没有对网民自身的人口学特征及其与政治态度的关系加以探究。通过这种文本分析方法，读者只能够非常有限地了解那些热衷于留言和发帖的「狂热份子」的思想和言论，却无法了解未在论坛上留言的大多数网民的政治倾向。
为了能区分出普通网民中的左派和右派，我们首先需要设定一个标准， 然后按照这个标准对网民加以划分，进而对其社会人口学特征、思想特征做进一步分析。如前所述，根据观念之激进与保守并不能划分中国网民的「左」与「右」，因为在中国左派和右派都可能是激进的，特别是在大众层面，左右两派的观点可能更加偏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左派和右派人物，从政府角度看，他们的主张和行动都是激进的。那么能否根据「左派追求平等／右派追求自由」来划分左派和右派呢？对此，我们认为，在当今的中国，精英层面的左派支持平等和自由的证据并不多见，而一些右派除了支持自由外也明显地支持平等；在大众层面，也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左、右派的对立和分野的基本焦点在「平等／自由」这一立场之上。因此，究竟倾向平等还是认同自由，也不是划分中国左派与右派的理想操作性指标。
为了能够较为客观地划分网民的左右派别，我们设定了如下四个原则：
（1）针锋相对原则。左派和右派在某些基本问题上是针锋相对的，即在这些问题上，凡是左派赞成的，右派必然反对；反之亦然。比如：个人自由抑或国家权力；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由此可以推论出：如果在某个问题上左右派别的看法一致（比如同意或反对的比率都接近80%），那么这个问题就不适合作为划分左右的标准。
（2）一致同意原则（或最小重迭共识原则）。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以及左派内部还是右派内部，都同意在某个问题上左、右立场截然不同。如果左派指责右派持有某种态度或者右派指责左派宣扬何种立场，但是对方并不承认，那么这种划分标准就不适合。也就是说，我们的操作性指标与左右两派经常相互给对方「扣帽子」的做法并不相同。比如，左派认为右派是「卖国贼」，是未来美国侵略中国的「带路党」，但右派对此未必承认；同理，右派讥讽左派是「爱国贼」，是政府雇来引导舆论的「五毛党」，对此，左派也未必认可。
（3）简单性原则。左右划分的标准（或维度）和指标愈复杂，划分的结果可能愈不客观，争议也就愈多。在此之前，我们曾经尝试从市场— 国家、个人自由— 国家权力、全球主义—国家主义、肯定／否定毛泽东、肯定／否定传统文化等维度对中国知识界的左、右派进行了划分，但后来发现这种划分其实问题较多，主要原因就在于划分标准内涵过于丰富，而中国左派和右派内部在这些议题上的主张和观点也并不一致，而且精英与大众之间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立场也未必一致。因此，我们决定减少左右划分的维度，以最基本、最简单的维度作为操作性指标。但划分维度过于单一或数量过少则可能导致误差过大，例如前述张明澍使用的单一性指标。
（4）高度相关性原则。我们认为，尽管普通民众在很多问题上的态度未必一致，但在一些最为基本的问题上理应保持一致。如果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取态不一致，那么他们将陷入非理性的思维和逻辑混乱状态，这种状态并不是正常的状态。因此，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我们所选择的操作性指标的态度偏好，应该具有高度相关性。
根据上述原则，结合左、右派知识精英的观点和当前中国的政治现实， 同时参考了学界同行在左右划分上的意见，我们认为以下三个维度是划分中国左、右派时最为基本的维度，即：一、政治上的「个人权利vs.国家权力」；二、经济上的「市场主导vs. 政府主导」（或者说「经济自由vs. 政府干预」），三、作为对党— 国体制遗产态度的「肯定毛泽东vs. 否定毛泽东」。
由于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毛泽东体制给当今中国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也成为当今中国左派和和右派分野的主要焦点，尤其是在网民之中，因此第三个维度不可或缺。这也是中国左右分野的特殊之处。此外，尽管新左派与旧（老）左派在思想渊源和政治立场上有一些差别，但新左派的思想主要限于知识精英范围，在一般的民众中间并不普及，因此在本研究中对新旧左派的思想差异不做区分。上述三个维度所组成的立体图形构成了划分当今中国网民左右派别的基本标准（见图1）。
图1 左右派别的划分维度示意图
基于上述三个维度，我们设计了四组话题、五个问题用来作为划分左右派别的指标（见表2）。如前文所述，这种以「话题」为基础的测量方法是国际学术界研究大众意识形态时最为常用的。在第一组中，「人权高于主权」是对个人权利优先于国家权力的一个通俗的表述，这是中国右派主张中的基础性信念，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则是这一主张的合理推论，而这两个代表性的观点则是中国左派坚决反对的。在经济领域，中国左派一直强调政府在解决经济问题中的优先性和主导性，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不是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而是过少；右派的主张则恰恰相反。第二、三两组经济指标就是对这一立场差异的情景化表述。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是当前左派和右派的主要分歧点，因此我们设计了一个问题用于测量大众的看法。
表2 左右划分的维度及指标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本研究设计的指标体系是完美的。同时，为了弥补「话题」测量法可能存在的偏误，我们还设计了一项网民自我评价其左、右立场的指标作为补充，但本文不打算以后一种测量指标作为分析的基础，只不过是用来比较两种测量方法的差异性和科学性。
（二）数据收集方法
2012 年6 至8 月份，我们首次展开调查并获得2,200 多份网络问卷。由于问卷设计和抽样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调查结束后我们对问卷进行了较大修改，并于2013 年7 月重新展开调查，调查历时近一个月。由于技术手段和经费的限制，对所有中国网民进行严格的代表性抽样调查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主要是在「新浪微博」、「天涯论坛」、「腾讯微博」、「凯迪小区」以及「人人网」、「强国论坛」等国内知名网站上发布答题链接，然后由网民自主选择答题与否。为了吸引网民答题，我们承诺为网民提供初步的问卷统计结果。为了避免重复答题的情况出现，我们设置了每台计算机只能答题一次的限制。最终，2013 年的调查获得了2,600 多份问卷，剔除答题时间在8 分钟以下的问卷后剩余2,592 份有效问卷。本文所用数据全部来自2013 年的调查数据库。
虽然我们无从知道、也无法确保答题者是否如实地回答问题，但我们认为，在不存在外在强迫和压力的情况下，网民如果愿意花20 至30 分钟来回答问卷，试图欺骗调查者的意愿和动机可能性较小。
（三）抽样偏差问题
那么甚么样的人会参与我们的调查呢？首先，我们认为参与者并不代表所有网民，而更多地代表了关心公共事务和舆论的所谓「积极网民」（activenetizens）。我们的样本不可能代表全体中国网民的态度和观点，但较有可能代表积极网民群体。那些上网仅仅是为了购物、聊天、交友或者整理个人博客等活动的网民，显然很少会参与此次调查。我们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参与者中「经常或有时候和朋友讨论社会时事问题」的比例高达87.0%，「几乎每天都上网」的答题者高达97.5%，上网的目的为「浏览各类新闻」的比例高达93.2%（多选题）。
如果样本不能代表全体中国网民，那么这样的调查意义何在？我们认为，每个网民（或者每个公民／选民）在公共舆论和政治参与等方面发挥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政治参与和公共舆论的制造方面，并不存在「一人一票」的现象，有些网民的作用和影响力会大于另外一些网民，这并不奇怪。而且，甚么是民意？从来不表达政治意见的网民（即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和经常表达意见的网民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和做法并不相同，这几乎可以说是事实。但是，如果说只有表达出来的民意才是事实上存在的民意，那么对这个承担着实际的表达民意的群体进行研究就并非没有意义。正如谢淑丽（Susan L.Shirk）所言，由于威权国家不存在真正的选举，并且科学、客观的民意调查非常稀缺，网络民意就成为政府和政客了解真实民意的一个窗口。当然，他们了解网络民意的目的不是为了在选举中获胜，而是想知道哪些人会因为哪些事强烈批评政府并可能因此而走上街头抗议，以便及时做出回应和对应（亦即所谓的「维稳」）。从学术角度而言，对网民的调查与研究对理解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网络民意的制造者、传播者的人口学特征以及他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方面的规律等具有重要作用。
实际上，针对网民这一群体，目前并没有一个总体作为概率抽样的参考依据，因此对全体中国网民进行严格的代表性抽样极其困难。那么我们的抽样方法的偏差是否会影响到对网民左、右立场的分析呢？对此，我们认为抽样的影响因素有以下四个：
（1）发布问卷调查的网站。不同的网站有不同的读者群和用户群，比如凯迪小区就被认为是偏右的网站而强国论坛则是偏左的网站cl。根据我们的统计，受访者主要来自新浪微博（72.9%），目前尚无证据显示新浪微博存在明显政治立场倾向，也没有证据显示新浪微博刻意地屏蔽了具有左派或右派立场倾向的网民账号或发言。我们看到左派和右派著名代表人物都可以在新浪微博上发帖和发言，即或是经常被禁言的账号中左派和右派人物均有。其他答题网站主要为天涯论坛（6.3%）、凯迪小区（3.4%）、腾讯微博（1.5%），至于人人网、强国论坛等的答题比例均小于1.0%。此外，「调查者发送」和「他人转发」的比例分别为3.5% 和5.5%。因此，我们认为就目前研究条件而言，我们的受访者的左右分布不具有偏向性。
（2）被调查者的范围。微博上向答题者发布的链接有特定范围，能否覆盖各种不同立场的网民？就答题者范围而言，我们向微博用户发布答题链接的账号中尽可能地照顾到了不同立场的人，而不是像一般微博用户那样根据个人自身的偏好而关注某些账号。在我们向外发布答题广告的几个账号里的受关注好友，要么不预设立场，要么尽可能涵盖左、右立场的网民（主要是左派和右派代表人物），以减少抽样的偏差。
（3）被调查者的答题偏好。是否更左或更右的网民更倾向于不答题呢？目前尚无证据证明这一点。因此我们假设：持左倾或右倾立场的网民在参与本调查的意愿上不存在差异。
（4）被调查者故意隐藏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立场。首先，如果被调查者想故意隐藏其态度和立场，那么他可以选择放弃答题；其次，没有证据显示左派或右派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的观点。在论坛和微博上，我们可以看到左派和右派的网民都很积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我们假定左派和右派网民在此问题上也不存在差异。
（5）被调查者故意隐藏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立场。首先，如果被调查者想故意隐藏其态度和立场，那么他可以选择放弃答题；其次，没有证据显示左派或右派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的观点。在论坛和微博上，我们可以看到左派和右派的网民都很积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我们假定左派和右派网民在此问题上也不存在差异。
四 调查的分析结果
我们的分析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左、右派测量指标和网民的基本概况进行描述性分析；第二部分将就网民的人口学特征及其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一）网民的左、右派分布
首先，我们对上述选取的五个问题的划分指标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通过因子分析可知，这五个指标可以提取一个公因子，即可以构成一个单一指标来测量政治立场。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如下方法对网民做了左、中、右立场的划分：一、对问题（1）、（3）全部选择「同意」或「非常同意」，并且在问题（2）、（4）、（5）全部选择「反对」或「非常反对」者被划为「右派」；二、对问题（2）、（4）、（5）全部选择「同意」或「非常同意」，并且在问题（1）、（3）中全部选择「反对」或「非常反对」者被划为「左派」； 三、其他被划为「中间派」。也就是说，只有在所有五个测量指标中均倾向于「左」或者「右」的人，我们才将其归为「左派」或「右派」，低于此标准的人群均被划为「中间派」。对于选择「不知道」选项者，在数据分析时都并入「中间派」。应该说，这一左、右的划分标准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严格的，也是比较客观的。
表3 左、右派指标问题的回答者比例（百分比）
注：样本数为2,592
图2网民的左、右立场分布图
注：样本数为2,592。负值为左，正值为右。值愈小表示政治倾向愈左，值愈大表示政治倾向愈右。具体计算方法为：问题（1）、（3）答案中：「非常同意」= 2；「同意」= 1；「中立」= 0（含「不知道」）；「反对」= -1；「非常反对」= -2。问题（2）、（4）、（5）答案中：「非常同意」= -2；「同意」=-1；「中立」= 0（含「不知道」）；「反对」= 1；「非常反对」= 2。左派：五项平均值分布于 -2到-1 之间（含 -1）；右派：五项平均值分布于1 到2 之间（含1）；中间派：平均值大于 -1，小于1。
图3 网民的自我定位
按照上述的划分标准，最终的分析结果为： 左派占7%， 中间派占42.7%，右派占50.3%，有效样本共计2,592 个。如果说按照上述的方法将网民划分为左、中、右派只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标准，那么另外两个测量方法可以加强我们调查的可信度。首先，即从平均值0.75 来看，网民的政治倾向明显偏右（见图2）。其次，我们的调查还设置了一项指标作为补充，询问网民对左右派别的自我定位（见图3）。调查结果也显示，明确认为自己属于右派（「忠实右」与「右」两项之和为21.1%）的比例要远大于认为自己属于左派（「忠实左」与「左」两项之和为4.9%）。两种测量方法所得到的同一个结论是：网民中的右派远多于左派（尽管比例有所差别）。
张明澍的研究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左派占38.1%，中间派占51.5%，右派占8%cm，而我们对网民的调查结果与其截然相反。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样本不同。根据报导，张的调查对象为「普通中国人」，而我们的调查对象则是关心社会时事的网民群体，这两个样本群体的左、右立场存在较大的差别是完全有可能的；二是测量指标不同。如前文所述，张的左、右派测量指标与我们的指标存在较大差别，因而测量结果不同也就不足为怪了。
那么，按照我们所设定的指标得到的分析结果与网民的自我定位是否相吻合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认为，网民自我定位与「话题测量」的结果之间存在不一致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不少网民可能并不十分明确「左」和「右」的含义，也可能对「左」和「右」存在误解，更可能对我们所设定的指标以划分「左」和「右」的立场存在很不一致的看法。有研究显示，即使在美国民众中间，这种不相吻合的情况也同样存在，而采用话题测量方法能够更准确地预测美国人的实际投票倾向。当然，网民的自我定位与我们的话题测量方法所得出的结果如果完全不相关，那么这种话题测量方法也就值得怀疑。为此，我们对两种方法所划分的派别做了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为0.588（P < 0.001），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性。这表明，网民的自我定位与我们所考察的实际政治立场虽有差异，但也大体吻合。
（二）左、右派网民的若干特征
黎安友和史天健的研究认为，1980 年代中国的自由派主张政府取消特权，消除经济不平等，因而希望深化政治经济改革；保守派则担心改革减少个人福利，因此反对改革。本研究发现中国人的进步观和保守观与西方存在很大差别，但影响其意识形态的动力机制却比较相似，收入、职业、年龄等因素都对意识形态立场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普通的中国人和网民而言，不同的政治立场可能与其社会地位存在某种联系。一般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可能会倾向于左派，而右派则相对更为「白领化」和「中产化」；或者说，左派在社会经济地位上要低于右派。那么事实如何呢？我们采用了统计分析中的交叉分析（cross-tab analysis）方法，以便可以直观地显示网民的人口学特征及其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关系。
从网民的收入水平来看（见表4），网民收入水平愈高，持右派立场的比例愈大，中间立场者和左派立场者比例则愈小，但是后者并不明显。高收入（50 万以上）的右派立场者达59.1%，中低收入（4 万以下）的右派立场者只占到49.7% 左右。同时，高收入者中左派的比例相对较低，只有5.3%，其他收入阶层差别不大。因此，这一分析结果似乎表明：收入愈高，政治立场愈偏右；但收入愈低，并不意味着立场愈左。
表4 左右派别与收入
注：表中百分比为统计软件自动生成，有时会出现近似值加总后不等于但近似于100% 的情况。后面表中也有类似情况，不再另行说明。
从性别来看（见表5），男性中持左派立场者为7.1%，女性为6.8%，男性中持右派立场者为55.6%，女性为34%，男性在左、右立场中的比例均高于女性， 而女性持中间立场者占到了59.3%，明显高于男性的37.3%。总体来说，网民中男性相较于女性来说，左、右立场更为鲜明，而女性的立场则较为「中庸」
表5 左右派别与性别
我们把被调查者划分为四个年龄组：25 岁及以下的低龄青年组、26 至35岁的大龄青年组、36 至50 岁的中年组、51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组。从这四个年龄组的立场分布来看（见表6），低龄青年组的持中间立场者比例最高，达到55.9%，大龄青年组次之，为42.8%，中年组为27.1%，中老年组最低，为20.7%。而年龄组别愈大，持右派立场者的比例愈高，从低龄青年组的37.8% 到中老年组的71.9%；持中间立场者则愈少，从55.9% 到20.7%；持左派立场者比例变化不大。概括来讲，政治立场在年龄上的分布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青年人更为中庸；二是老年人更为偏右。这种分布背后的逻辑值得进一步分析。
表6 左右派别与年龄
注： # 有的问卷可能有缺失项，造成不同表格中样本数略有差异。
在中国，政治身份（或称政治面貌）亦即是否为中共党员，一直都被认为是影响个人政治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变量之一。党员会更忠于党、更加支持政府或现行体制吗？逻辑上讲，似乎应该如此。但由于中共党员的数量已经超过八千万人，散布于社会各个角落，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因此他们在政治态度上未必就存在某种共识和共性。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到（见表7），在党员和非党员中，左派的比例差别不大，分别为7.9% 与6.7%，党员组中间立场者为49.3%，多于非党员组的40.9%，党员组的右派比例为42.8%，低于非党员组的52.4%。据此我们认为，政治身份对网民的政治立场具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对右派和中间派）。但是，党员组中的右派分布比例超过40%，而左派比例不足8%，这也是极为耐人寻味的。
表7 左右派别与党员身份
一般来讲，政治态度的形成和教育水平存在一定的关系，两者的关系也是国内外相关研究经常分析的内容。黎安友和史天健有关中国民众政治立场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立场与教育水平的相关性十分显著，教育水平是影响意识形态立场的最重要的变量。可是，我们的调查则显示（见表8），网民的教育程度和左、右政治立场之间并无明显的相关性，除了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立场较为右倾外（但样本数量较少，代表性较低），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者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基本是右派占一半而左派很少。
表8 左右派别与教育程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阶级地位决定了社会意识。社会地位或者职业也被经常用来分析和预测人们的政治立场，两者的关系也常常是国外同类研究分析的重要内容。我们的网民调查最值得关注的结果有三（见表9）：一、大学生是最为中庸的群体，占57.4%，也是右倾立场最低的群体，占37%；二、左派比例最高的群体是在政府任职的群体，占10.5%，工人和农民群体也是相对偏左的群体，左派比例达到10.2%，左派比例最低的群体是事业单位群体，占4.5%；三、自营（包括个体、自由职业者）群体是所有职业群体中右倾比例最高的，占62.7%，同时也是中立立场最低的群体，占30.2%。
表9 左右派别与职业
第二、三项发现似乎不难理解，政府机构群体立场偏左，这与中国政府的总体立场偏左相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如此，政府机构任职者中的左派分布比例也仅仅是一成强，可以说属于少数。自营群体是所有群体中持右派立场者比例最高的，一般来讲他们更亲近市场机制，工作方式也更加自由，这似乎也与右派更强调利伯维尔场和个人权利的理念相一致。
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的政治立场。自中国近现代以来，学生一直是社会运动的先驱者和领导者，被认为是国家社会进步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其思想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也更为激进，往往更偏向于左右两极中的某一极。然而，我们的调查似乎颠覆了人们对大学生的一般印象。大学生的政治立场在所有群体中最为中庸，他们中的大部分属于不左不右。如果说观念是行为的先导，那么当今中国存在较多立场中庸的大学生，是否意味着现在及未来走向自由民主宪政的社会政治变革中，他们不会成为发起者和主要的参与者呢？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
五 结论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出现了巨大变化，「多元化」或许是概括这一变化的最为贴切的词语。在一个较为开放且现代化的政治体系中，意识形态立场的多元化似乎也不可避免。而新媒体的兴起，似乎成为了政治立场多元化的催化剂，它使得以往限于精英范围的左右政治理念论争迅速地扩散到大众中间。
网民，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群体，不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的被动接收者，而成为各种政治理念和公共舆论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不仅如此，不管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理性地还是非理性地、制度化地还是非制度化地，中国网民已经愈来愈频繁地卷入到当今中国的政治社会事务中，成为一支影响中国政治生态的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他们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以及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判断和评价也并非简单地对精英观点的盲从和重复，因而不可能通过分析精英的观点来了解。因此，我们就网民的社会意识、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立场展开的调查和分析应该说才刚刚开始，属于以描述为主的探索性研究，但是本文填补了国内外对当今中国网民政治立场研究的空白，若干研究发现值得作进一步思考和分析。
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网民（更确切地说是「政治上活跃的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可以概括为中间偏右，持左派立场的网民比例较少，而且右派的比例明显高于左派。研究还显示，中国网民的左、右立场与社会阶层地位之间的关系基本是愈是上层愈右倾，愈是下层愈中庸，但不存在愈是下层愈左倾的趋势。在性别、年龄方面，男性左、右立场相较于女性而言更加鲜明；年龄愈大，立场愈偏向右派，年龄愈小，立场愈中庸。教育程度和网民左、右立场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太明显，也就是说教育程度对于政治立场的影响不大。左、右立场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社会阶层等方面为何会呈现这样的分布态势，需要后续研究来回答。
本研究的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在各类职业群体中，大学生群体的政治立场最为中庸。如果说政治立场中庸意味着网民对现实的政治生态更加满意、力图改变社会政治现状的意愿也更薄弱，那么我们的研究结果是否意味着今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力将不再是大学生？缺少了思想锋芒的大学生依然会像历次政治运动中那样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发起者和主导力量吗？这一变化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到底意味着甚么？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做了初步的描述性分析。这些研究初步揭示了中国网民的一些社会人口学的基本特征及其与政治立场的关系，但是更多的问题有待后续研究来回答。今后，我们计划对研究中发现的若干现象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解释，还将就网民的政治立场与其政治态度（比如民主意识、政治信任、社会话题等）、生活态度（比如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等）等方面的关系进行分析。当然，必须承认，本研究所依据的样本数量、样本抽样、问卷设计、划分标准设置等方面仍存在不少局限和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作为一项中国网民政治立场的探索性研究，相信本研究对了解网民立场、深化国内大众政治意识形态研究仍具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