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勋
美学修养恰好是使我们的生命，由狭窄的现实扩大到生命情怀的东西，只有美学的部分，敌人间可以互相赞美…「知识分子是个蛮新的词，中国古代并没有这个名称，我们可能会用「士」来代表读书人。今天我想由历史上，慢慢谈一谈究竟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具备怎样的美学修养。
春秋时代的礼乐之教
春秋战国时，士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身分阶层，也就是说，当社会的结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会有一群专门以读书、思考生命的价值、思考生活的导向的人出现，主导着庞大的文化。
这时的儒家系统中，提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种不同的学科训练读书人。其中「乐」的部分是与美学修养最相关的，春秋战国诸子的书中，几乎都强调乐教。孔子甚至常以乐教去判断一个学生在整体思维、生命性情中达到的状况，于是乐教在整个士的美学修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本身是非常感性的教育，我们可以看到「琴」这样的东西，成为中国读书人非常重要、甚至必备的东西，这和今天一个音乐家面对乐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琴，不完全是一种乐器，而是一种生命情怀因为他喜悦、郁闷的时候，会藉着琴做一种生命情怀的抒发。俞伯牙和锺子期「摔琴谢知音」的故事中，俞伯牙的琴，是生命中要与另一个人沟通、对话的更极端的例子，是晋朝陶渊明的素琴，这张琴上一根絃也没有的。这时，琴变成一种哲学，琴的演奏过程变成生命中自我弹奏的另一种形式。甚至传说，一个最好的琴家弹琴时，不能有人偷听，否则弦就会断。这也让我们意识到，生命中最美的东西，常常是跟自己对话的，不是表演的。因为只要有对象，艺术就会有趋附性、会做作。
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学修养，其实最大的一部分是讲个人内在孤独时刻的状态，因为只有在面对自己的时刻是个审美的我、美学意义的我、真正的我。《史记》中的美学形式到了汉朝，我很自然地想到了司马迁这个知识分子，他留下了一部影响极大的《史记》。我们看到书中有许多知识分子的典范，例如《屈原賈生列传》中的屈原，是个很美的形象，他投江时，成为了生命的美学形式，而这样的美学形式，几乎变成这个族群很多的知识分子，在读到这一段时巨大的感动。这种感动在于我们有没有一个最内在、最美的自我，绝不受外在的污辱、干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其实，司马迁一直在创造一种生命的美学形式，我们同样看到，另一个创造出来的人格典范楚霸王项羽，他在楚汉相争时，是个失败者，可是司马迁把他翻案成美学上的英雄。他在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完全是真性情的流露。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历史上《霸王别姬》一直被演出，只能说，司马迁给我们一个启发，让我们从现实的挫折中，找回生命的完全。
另外，荆轲也是《史记》中绝不会被忘记的人，他在出发前唱“风萧萧兮易水寒”，歌声变成了生命的极致，而荆轲同时也成为一种美的典范。荆轲并没有成功，也没有改变历史上任何事，可是他改变了生命本身的态度，达到了一种自我完成。
《史记》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知识分子美学典范，可是这些人都是现实中的失败者，三个失败者，三个美学典范。这样看来，是不是中国有美学修养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失败者的典范？这样是不是有一点阿Q式的悲哀？《史记》留下了让人震动的东西，可是成功与美学是又常对立的，不过知识分子常会将这两种对立统一起来。
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劉秀，是少数没有殺功臣的开国君王，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了避免“狡兔死，走狗烹”，会“功成身退”，就像东汉最有趣的知识分子，帮劉秀打天下的严光，劉秀当皇帝时，大封功臣，严光就自己跑到南方富春江一带去钓鱼，直到晚年时他们才相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故事，其中知识分子事功的完成，与美学的修养并存。他完成了美，但没有背负《史记》的悲壮。
三曹与魏晋南北朝的美学修养
东汉结束，到了三国，出现了三个有趣的人物；曹操、曹丕、曹植，他们是精彩的政治人物，也是精彩的美学人物。曹操的诗写得极好，是文武双全的人物。曹丕懂得政治上的手腕，篡夺帝位、文学上《典论．论文》却写得极好，而且建安七子是围绕着他形成的。才高八斗的曹植，七步成诗，文笔也是极好，不过曹操是功业与美学修养不对立的状况，他的两个儿子，却又将二者分离。
曹丕篡了帝位，可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美、性情、情怀有很大影响的是曹植，他在那个礼教极严的时代，爱上了嫂嫂，写出了《洛神赋》，这大概是第一次中国知识分子的男性，这么直接地去形容一个女性的美，我常很感谢这篇文章，它使中国及受压抑的男性，有一个爱情幻想的对象。中国有很多文人，常一遍一遍地抄写《洛神赋》，或者画洛神赋图。曹植与曹丕比起来，似乎又变成现实中的失败者，可是他完成了生命情怀中的东西。
魏晋南北朝，当时士人的生命情怀，可以在《世说新语》中看得清楚，书法、绘画、文学在这个时期成为知识分子必备的修养。当时的世族，也就是王导、谢安家族是很以他们的修养、内涵骄傲的。王导家族简直囊括当时的中国书法史，王羲之就是这个时代很重要的典范，他在《兰亭集序》中，正面地歌颂了生命中的美，他的价值，不在于有没有当官，而在生命本身的完成。他还有许多故事，“袒腹东床”、“东床快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我们看到有一个时代是这样重视真性情的，性情刚好相对于“礼教”，礼教是外在的，而礼教和性情，一定要取得一个平衡，当礼教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唯一的依靠时，就会虚伪、作假。可是若只有性情，完全没有礼教，也很危险，就像下面要说的“竹林七贤”，他们生命中有非常高的悲剧性，七贤中美学修养最高的，应该是嵇康。中国音乐上最美的一首曲子《广陵散》就是他作的，他太标榜美学修养上的性情性，所以与许多礼教对立。除了嵇康外，阮籍也非常重性情，他的一生，都在反礼教。我们看到，礼教有时和性情是对立的。这时美学修养，被拿来对抗那些作假的虚伪，因为美学中有一个必备的东西：真性情。
陶渊明也是一个追求真性情的人，他的《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都是我极喜欢的，两篇都在说心灵的淨土，而《桃花源记》中，淨土是被渔人发现的，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找不到它，这是一个有趣的寓言，对那个时代被政治扭曲的知识分子，做了很大的警告。
唐朝知识分子“对立的统一”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谈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美学修养中理性与感性的平衡。我最感动的时代，就是唐宋。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士大夫，读书是为了做官，可是他们的美学修养一点也不逊色。其中很重要的角色是领袖，知识分子的美学修养健不健康，和领袖有极大的关系。譬如唐太宗本身书法写得极好，又非常喜欢王羲之的字。再如武则天，她绝对是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她能篡位和她的知识有关，绝不只是因为手段阴险毒辣，她的文笔、书法、文学修养都极好，所谓知识分子的美学修养，她绝对有。
我想藉唐宋的知识分子说明，美学修养恰好是使我们的生命由狭窄的现实扩大到生命情怀的东西，只有美学的部分，敌人间可以相互赞美。武则天篡位时，骆宾王写《讨武曌檄》讨伐，武则天对这篇文章是一句一句地赞美，她为其中的美，以及文章背后动人的生命情怀而赞美，这时她以自己是个帝王来思考，应该有包容的气量，而不是以她自身来思考。这种气度是美学，只有美学可以让人宽容、让敌人不再是敌人，现实功名利祿的斗争，终有一天会过去，人可不可能在另外一个世界，有和谐的对话美是一种统一，更是一种对立的统一，她为整个唐代历史树立了一个精神，到了玄宗，这是一个真正的美学时代的来临。
玄宗时的李白是一个反体制的知识分子，他拒绝了所有的教育制度，崇拜游侠，可是他的诗震动朝野，宰相贺知章说他是“谪仙人”，玄宗看了他的诗，马上封他为翰林学士。这时，玄宗爱上了当时还是寿王妃的杨玉环，五十年后，白居易写了《长恨歌》，记錄了这一段故事，读着读着，我们其实很容易忘了这个人是皇帝，《长恨歌》中最感人的，是他恢復了人的本性，好像一切帝王的功业，都比不上那一点“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深情、“君王掩面救不得”的眷恋。
只有在美学中，现实世界的一切的高低、贵贱、贫富都会变得平等，变成人对人的态度。知识分子的美学修养，其实就是人的本性的对待关系，只是我们常因为礼教，而忘了这种本性。白居易最精彩的作品还有《琵琶行》，他在江边为朋友送行，听一个琵琶女弹琵琶有感，他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听到了这样的乐曲，他突然觉得这个身分、教育和他不对等的琵琶女，其实是在这个生命裡面共同分享喜悦、分担忧伤的人，他把她视为一个对等的人，所以听到最后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是非常纯粹、深情的人性对话，这种东西，在唐宋的知识分子中一直有，却一点也没有被低俗化。
第一流的宋代知识分子
宋朝有很多帝王的书画都极漂亮，诗也写得极好，他们知识分子的角色比唐朝还明显。因为他们本身对美学的重视与修养，使宋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都不是艺术家，都是为官的人，可是他们都有美学修养。范仲淹有一段时间是边防司令，可是读《岳阳楼记》时我们完全忘了他是做官的人，他写对大自然的观察，完全是诗人、画家的身分。宋朝的知识分子常常不觉得他是一个政治的管理者，而是一个情怀的释放者。
唐宋知识分子美学修养和事功是合在一起的。王安石和苏东坡是当时新旧党争的两个代表人物，可是他们私下是可以一起下棋作诗的好朋友。在人的世界，他们彼此欣赏，在政治的世界、他们对立分歧。我一直希望台湾有这样的事，因为这才是知识分子的典范、人的典范。司马光和王安石政治上也是对立的，司马光从官场上退下来，花了十九年，写了本《资治通鉴》，为历史留下一部书，这并不是“失意”，因为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本来就不是做官。王安石死后，司马光重新执政，他马上召苏东坡写王安石的祭文，他们不让小人落井下石，要肯定王安石的作为，我们看到美学修养不只是写诗，它其实是一个人性情上的恢復，性情上的包容、宽容、大器。
因为新党的关系，苏东坡一直被下放，乌台诗狱时，对他是个考验，当自己被否定时，苏东坡反而找到了他的生命座标。他流放到黄州时，一天喝了酒，被别人推倒在地上，一瘸一瘸地回家，他却写信给朋友说“自喜渐不为人知”，回家后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忽然发觉，没什么好争夺的。苏东坡从那个时候救回了他自己，他最好的作品都是这时候写出来的。此后，他的命运并没有好转，可是他却越贬越高兴，当惩罚不再是惩罚时，生命就可以海阔天空了。
我们看到美学修养其实是一种生命情境，为自己找回本性并不难，因为它本来就存在，只是读书读得太多，把它扭曲、污染了，所以孔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书要越读越多，可是要把知识分子的骄傲拿掉，把谦卑完成，回到很自在的状况。
理性与感性下面，我很想用一首常和朋友聊的诗，谈谈中国知识分子美学修养中，最完美的生命情操，也对今天理性与感性的平衡的话题做一个结束。这是唐朝诗人张籍的〈节妇吟〉：“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你知道我有丈夫，可是你送了我一对明珠。一个难题出现了，这女子的第一反应很有趣，她说“感君缠绵意，繫在红羅襦”，她非常感动，于是把明珠繫在红裙子上、很珍惜、眷恋的感觉，这是一种情感的释放。可是她又有点不安“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裡”，她的家世很好，是有礼教的，丈夫是朝廷中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两句的回答是理性的，不同于上两句的感性。接着她要拒绝了，可是她拒绝得非常委婉，“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她说，我知道你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是我与我的夫君也决心同生共死，所以结论是“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我把你送我的明珠还你吧，为什么未婚时没有碰到你？
人有现实中的缘分，也有不可解的缘分，虽是不可解，可是仍然很值得珍惜，可是理性与感性要能平衡，才可以有美学修养，来处理生命中常常出现的两难，这种两难成为一种对知识分子美学修养的考验，创造美学修养是知识分子追求知识的起点，也同样是终极关怀。
我们共同希望这个社会上的知识分子，能找回美学修养，它不仅是对音乐、美术的喜爱，同时要把美学修养变成情感性的、对待人的态度，也就是一种关照与尊重，它同时具备了情感的敏锐度和理性的节制。
我觉得情感的丰沛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了情，理性只是乾枯的僵化的教条而已，要知道什么是爱、关心、牵挂、眷恋，然后理性发生作用，把情感处理得好、处理得当，生命才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