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获取利润是否为企业最重要的目标，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对于传统的盈利性企业，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获取利润，这些利润反过来又有很大一部分投入到生产产品和服务中去。如果获取利润环节一旦中断，企业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下去，就会带来产业链的瘫痪。因此对于这种企业，盈利是其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当然也就是企业存在的最重要的目标。但是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些公益组织，它们的职责并非是实现盈利，对于这些公益组织而言，能够改善地区某些问题，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才是它们的最重要的目标，对于这些企业而言，盈利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相反很多这些公益组织都是负收益的。那么企业该如何确立自己的目标呢？我觉得首先企业要明确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所服务的人群和领域。麦肯锡咨询公司在创立之初，就将自己的业务范围定位在为企业设计、制定相配套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战略开发，组织结构搭建等。服务的人群，也主要面向高层管理者。清晰的业务和服务人群定位，使得麦肯锡自成立以来，组织规模不断壮大，得到了许多高层精英的支持。其次，目标一定要有可实现性，目标过高，就会导致空想主义；目标过低，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太低。上世纪90年代，刚搬到珠海的巨人网络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史玉柱开始筑造“巨人大厦”，由于史玉柱当时好高骛远，头脑一热，对外宣布要建78层高楼，并从脑黄金产业中抽取了大量的资金。当时国家实行宏观调控，银行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国民的消费意愿开始变弱，脑黄金不能再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支持，导致大厦的建设不得不中断，最终史玉柱负债累累。因此，企业对于目标的设立要有清晰地认识，要综合考量自己经济基础和可能面临的风险。除此之外，企业的目标并不是唯一的，目标是运动着的，具有主次顺序，不同时期企业经营的主次目标都是不一样的。例如受此次疫情影响，口罩行业异常的火爆，在往常口罩公司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在这次疫情的关键时刻，口罩公司的主要目标变成了扩大产量，给予市场足够的货源以帮助疫情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主次顺序不同，会影响企业组织活动的方向，因此不同时期，企业都要划分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
关于企业捐款捐物的义和利。“义”主要指的是企业的社会效益，我们的企业是社会中的企业，处于社会中，就一定要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履行好自己的义务。企业捐款捐物，是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它代表着企业回馈社会意愿。一个愿意在国家危急时刻捐款捐物的企业，会被人民群众和政府所支持拥护，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了社会声誉。而“利”对于企业而言，就指的是经济效益，企业利润。对于一些经济收益良好的企业而言，是有能力进行捐款捐物的，从经济效益出发，其实捐款捐物能够给人民带来亲近感，使得企业更加受欢迎，同时一定程度上带动销量的增加。从政府角度出发，企业捐款捐物是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我国针对捐款企业也有一些税收减免政策，以鼓励企业这种义举。本月初，柳州市获取了在此次疫情中捐款捐物的企业名单，并对着名单中438家企业3331.62万元的捐赠额进行了832.91万元的税收减免。这些柳州当地企业，在获得税收减免红利的同时，也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好感。
对于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一定要承担，但是承担责任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家经营效益良好的企业，可以通过捐款、提供物资等形式，对社会给予支持；当然对于一些连年亏损的企业，不一定要出钱，只要能够在一些领域帮助社会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问题也是在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如果企业是一家对社会不负责的企业，那么在其公司运营中将承担巨大的风险。包括受到社会舆论的攻击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处处阻拦和投资者的不满，这些都会导致企业在社会上的声誉受到严重的挑战。那我们的企业该怎么承担社会责任呢？第一，要生产质量好的、合格的产品，提供能够让消费者群体认可的服务，这是最基础的要求。第二，要依法缴纳税款。在我国偷税漏税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虚开增值税发票；买卖增值税发票；卖巨额货物不申报收入偷税漏税；代开假发票等案例，为此国家对偷税漏税事件纳入了刑法的范畴。偷税漏税，损害的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企业在盈利的同时要肩负起自己缴纳税收的义务。第三，要保护消费者权益。“顾客就是上帝”在消费市场上是永恒的法则，如果企业一味地想着谋利，不顾消费者的权益，那么渐渐的会被消费者所唾弃，最终在市场上销声匿迹。在我国，很多行业存在着所谓的“行业潜规则”，小到饭店里的“小龙虾”，缺斤少两成了餐饮企业默认的“潜规则”，这些所谓的“潜规则”迫害的其实是消费者的利益，等到某一天，这些行径被人揭露，企业的信用将会受到严重的挑战。第四，企业要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给地区增加就业机会，为推动地区产业发展提出宝贵的建议。在中国，很多企业已经成了城市地区的标签，例如杭州的阿里巴巴，深圳的腾讯帝国，上海的宝钢等等，这些企业在成功的同时，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它们为地区提供巨大的就业机会，带动地区经济产业化发展，提高了城市的软硬实力，因此他们才能成为这个城市的骄傲。第五，当社会遭遇巨大变故（如地震，疫情），企业要及时地提供物资和技术服务支持。在这次疫情中，阿里联合物价调控部门，控制网上的口罩价格，以保证天价口罩地现象得到缓解；各种云平台，大数据给疫情的监测和实时动态提供了技术支持。这些都是企业责任感的体现。
那么政府应该影响企业目标的设立吗？我对此的看法是：适度影响。首先，从干预的必要性说起。一个企业的目标与发展，关系着一个地区、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倘若企业的目标不具有合法性甚至会损害他人利益，政府部门就应该及时出来制止，以免企业对当地的经济运行和相关者利益造成进一步的影响。其次，一些企业在创立之初，对于当地市场的分析可能没有政府的信息准确，倘若政府进行适当的指导，可以使企业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那么，一味的干预就好吗？答案是否定的。一味的干预，只会导致企业发展失去活性，每个企业都像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如果用“看的见的手”将企业都捏成千篇一律的模式，企业就无法多元发展；社会资源也会被极大的浪费掉，这是不值得的。政府正确的做法有下：一，政府要积极引导企业设立目标朝着遵守法律的方向，积极地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二，政府要为企业盈利创造条件，让企业感受到政府的支持，并积极和政府合作。杭州作为互联网新城，为市内的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很好的政策支持，这一方面为了打造杭州互联网新城的城市标签，另一方面也让互联网企业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支持，并有足够的信息持续发展下去，对双方来说，是一次双赢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