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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网络 2022-12-03 07:57

摘 要:东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东方管理哲学基于民本的哲学前提,而西方管理哲学基于人本的哲学前提;东方管理哲学具有非系统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具有系统性;东方管理哲学偏向思辨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偏向实证性;东方管理是一种宏观管理,而西方管理是一种微观管理;东方管理哲学体现出一种情感管理,而西方管理哲学着重于制度管理。

关键词:东西方;管理哲学;差异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42-02

管理哲学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即关于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在现实的管理领域中,西方管理哲学由于其专业化、系统性、制度规范性等原因,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然而,具体哲学总是适用于具体的环境。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同区域的管理也应该区别而论。区分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尤为重要。

管理哲学产生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中,同时,又对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具有反作用。东西方管理哲学都具有实学性,即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但是,由于东西方环境的区别、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别、理论基础的差别等,其管理哲学也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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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别基于民本和人本的哲学前提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从《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孔子提出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思想,无不是告诫统治者要“爱民”“利民”,与民同乐,即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于“以民为本”。在东方社会中,“家庭”是重要的社会组织细胞,因而东方“以民为本”的管理中渗透着群体本位的思想。“民本”中的“民”本就属于一个群体的概念。群体本位强调以群体为中心,以群体利益为核心利益,即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此外,它还强调个人对家族、社会等群体的责任、义务和贡献。

而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下,西方管理哲学以“人本”为前提,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至上的管理思想。所谓的“人本”是相对于“神本”“物本”而言的。也就是说在管理中,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是各种实践活动中的主体而非客体,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目的,而不是工具和手段。因而,在现代西方管理中,管理者更注重被管理者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注意为管理对象创造有利于激发他们创造力的环境和条件。

曾经西方管理学界认为,群体本位与工业是格格不入的,它不利于人的独立创造性的发挥。荷兰的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坦特还用定量分析法,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的程度与该国的贫富差距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推翻了霍夫斯坦特的结论,使得人们对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重新进行深度的思考和认识。特别是80年代,企业文化使群体本位在现代管理重点地位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二、非系统性与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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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文化圈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圈,东方各国都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在着重探究社会国家治理以及个人修身之道。在整个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圈中,没有专门提出管理哲学的论著或文章,就连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也是零散地分布于各大思想家的论著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东方文化中没有管理哲学。事实上,东方管理哲学渗透于关于道德、国家等建设的思想之中。比如“人之初,性本善”这句最为人所普遍了解的命题,包含着对人性的判断,而正是在这种“性善论”的儒家思想的官方指导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从古至今都强调“以德育人”“以德感人”“以德服人”[1],体现在国家管理上,就是强调一国之君要作“贤君”,而不能作“昏君”。正是后人对这些思想的整理和总结,构成了整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管理哲学。它的原始文本虽不成系统,却依然对管理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找不到突破口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得到飞速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管理哲学也成为世界管理学界所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与东方管理哲学的非系统性相反,西方管理哲学体现出很强的系统性。西方不仅有专门研究管理的管理学家,而且他们形成了各大管理哲学学派。二战后,孔茨在美国的《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他将西方管理哲学主要划分成六大学派:管理过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经验学派、社会系统学派、数学学派。西方管理哲学经过自然经济与“自然人”的管理哲学、工业经济与“经济人”的管理哲学、知识经济与“文化人”的管理哲学三个阶段,其理论体系越来越庞大而完善,这也与他们系统而逻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思辨性与实证性

东方的管理哲学与东方哲学一脉相承。哲学更注重思辨,通过思辨来认识客观世界以及万事万物。东方管理哲学更多的是哲学家通过“格物”以“致知”,然后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提出对应的方法论,通过这些方法论来引导各领域的管理实践活动。

西方的思维方式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本身就具有严谨性,具有严格的推理、论证和较强的逻辑性,就像科学家对待自然科学那样既严谨又细致。因此西方管理哲学更接近于管理科学,西方管理哲学本身就是从管理科学中分离出来的。科学更注重实证,通常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实验和分析。而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是通过对一些自发式的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从而得出管理活动中具有一般性的,即规律性的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则形成了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现代西方管理则看到了管理中人的主体性作用,越来越注重人的情绪、需要、价值等非理性因素的发挥。于是现代西方管理也看到了“软管理”的作用,注重管理的艺术性。但是这些改变仍然不能占据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部分,理性依然是其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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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

由于东方国家封建时期历史更为悠久,国家统领各个领域的现象更为普遍,反映在管理上就是国家从宏观上掌控着各个方面的规范和管理。与之相对应,东方管理哲学则更重注宏观管理。在中国,人们关注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道德行为规范最开始是适用于管理实践的社会领域的问题,这些道德规范流传至今,就逐渐扩展并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各个具体的管理领域。而且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关注人的精神,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和谐,因此关注的范围广而抽象。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此后,日本开始从国家层面大量学习外来经验文化。这一时期,日本明治政府开始注重国民教育的开展和国民意识的培养。尽管他们大量学习西方的管理哲学思想,但是,作为一个深受传统东方哲学思想影响的国家,他们的管理特色仍然具有鲜明的宏观性,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以政府为主导。

而在西方,国家对具体的领域掌控得没有东方社会那样严格,各个领域需要自行管理,于是为了适应各个领域的管理需要,一些针对具体领域的管理科学应运而生。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西方主要实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代替政府,发挥着更多的作用,“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于是,各经济组织便开始摩拳擦掌,各自探索着自己的管理模式,准备在自由的国家氛围中大显身手。另外,自然科学也较早地在西方得以发轫。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具体性、经验性、精确性等特点”[2],这种研究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科学,如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式和实践范式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情感管理和制度管理

东方管理哲学向来重视人的力量,认为人的道德、情感等可以作为纽带,维系一个管理团队。“传统东方管理模式强调‘人性’的管理,如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的作用,是‘情、理、法的统一’”[3]。也就是说,东方的管理是以“情”作为纽带的中庸的管理模式。与这种管理模式相符合的代表就是日本企业的“7S”管理模式,即融合策略、结构、制度、人员、技巧、作风和共同的价值观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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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的管理思想,就代表一种将道德与经济相结合,用道德进行经济管理的思想”[4]。日本的企业管理在推行西方现代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同时,更注重“软管理”,即注重一种柔性管理,而不是刚性管理。这种柔性管理注重对管理对象的价值、情绪和需要的关照,在管理中注意对被管理者的尊重,以及对过错充满宽容。这种管理模式更注重管理中“软”的因素,如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价值观等。

而西方国家则更注重规章制度、组织结构、竞争机制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其管理模式更是以“法”为重心,偏重理性管理。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3S”管理模式,即利用策略、结构和制度进行管理与规范的管理模式。

由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运用的是严谨的推理论证、逻辑论证、实证分析以及精确的数学计量等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不能运用于对人的复杂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和处理,在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西方管理哲学中也缺乏对人的主观因素的考虑和关照。例如,早期的管理学家“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其原则就是用来决定完成一项工作最佳的、最科学的方法。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是将理论重点着眼于工作任务本身,即“重事不重人”。就像电影《摩登时代》中表现出的那样,他把人所要从事的工作视为一种纯粹机械式的运动,从而忽略了人性。而其他,如“法国人法约尔提出的行政管理理论,以及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等,这几种西方早期管理思想都是以工作本身为侧重点,以经济效益为管理的目标,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来实现管理,也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5]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经验主义学派基础上发展了“权变理论”。权变理论认为,人是复杂的,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企业管理没有什么最为理想和普遍适用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权益而变。莫尔斯和洛尔施所研究的“超Y理论”,也属于权变理论的观点,又被称为“组织行为中的人性理论”,它就将人性也列为管理中要考虑的因素,将“由自然需要质变而来的社会性需要”[6]考虑进来。这些理论为西方管理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了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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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智美.东西方战略管理思想比较[J].经济管理,2012(Z2).

[2]黄关春.浅论自然科学的特点对会计理论研究的启示[J].经济师,2005(1).

[3]张永安,张盟.东西方情、理、法的管理学诠释[J].集团经济研究,2006(32).

[4]韩雪娜.当代日本管理思想研究综述[D].济南:山东大学,2013.

[5]景南.东西方管理思想之比较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6]林伟.政治社会化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哲学研究 群体行为 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