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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践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拙劣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力量,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则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或迟或早,对形成善良或丑恶的观念而言——更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
—— 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通论》,24(V) 1936年
“经济学研究看起来并不要求那种出类拔萃的独特天赋。理智地说,与那些哲学和纯科学中的高深内容相比,经济学难道不是一个简单之极的学科吗?然而,优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却如凤毛麟角。一个简单的学科,而精通者寥寥!这种说法看似矛盾,但似乎能从这里得到解释:即一位经济学中的大师必须是诸种天赋的综合。他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的水准,然后把这些很难捏合在一起的各种天分融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能理解符号而又能诉诸言语。他必须在研究现在的同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人类的天性与习俗没有哪些完全处于他的视野之外。他必须富有激情,追寻目标而又排除先入之见。他必须像艺术家那样远离尘世,又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
—— 约翰 · 梅纳德· 凯恩斯,
研究宏观经济的三个层次
宏观是宏观、微观是微观(还未入门)宏观是微观的加总宏观不仅仅是微观的加总 理解中国经济的五层思维 第一层思维:唯GDP论
“发展是硬道理”
实践中,发展往往落脚在GDP上,形成“唯GDP论”
第二层思维:天真的市场派(新-新古典综合世界观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发展”与“市场化”的关系
天真的市场派
第三层思维:现实主义(次优理论视角)
次优理论( Lipsey,Lancaster,1953年)
次优理论是苏东转型两条思路的理论基础
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根植于收入分配
第三层思维是对第一层“唯GDP论”的否定之否定
第四层思维:现实主义的市场派
通过现实主义市场化改革来跳出“次优”
现实主义市场化与空想主义市场化的差别
例子
现实主义市场化是空想主义市场化(第二层)的否定之否定
第五层思维:总设计师思维
关键约束的突破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精髓
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
中国经济需要重回正轨
中国经济给出了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观点的又一条发展道路
其他方面 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意义——西式民主并非唯一答案 “以多选贤”:领导人“会说”比“会做”更重要 中国政治制度 中国“选举社会”的传统之下,“以贤选贤” 中国发展的哲学意义——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日渐凸显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 不是西风压倒东风,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东风与西风的交融 回答中国经济八问 经济增长的问题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后被采纳,改革开放后,一定程度了解决了宏观环境被扭曲,微观个体生产积极性的问题,通过增长计量的分解,改革开放前后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技术贡献的变化,说明经济结构的改变对中国的增长不可小觑;
可以,因为中国的储蓄率高于别国,储蓄率高意味着长期资金的充足,能保证投资水平处于高位,而投资水平又可以转化为实物产能
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定:就是会在某段时间产生贸易逆差,进而陷入国际收支危机,为了摆脱危机,进而节衣缩食,产生贸易顺差来弥补; 而中国不会有这样情况,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持续了很久,而且在储蓄率过高的现状下,贸易逆差还将一直持续;
如前所述,就是保持一定比例的贸易顺差,保持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就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经济波动似乎不如古典经济学家所述,围绕潜在产出水平上下波动,经济运行在向“过热”或“过冷”两个极端收敛的过程中,当前中国经济处在向“过冷”极端收敛的过程中,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水平; 需要通过扩张性的总量宏观政策来创造需求,稳定经济增长; 持续通过扩张性总量宏观政策刺激总需求,稳定增长;中国经济在次贷危机后,从出口导向变成了内需导向型,正是因为这种变化,中国的政策性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加大,政策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经济偏离其原有轨道;
消费与储蓄之间要符合居民的跨期主观偏好,没有人能知道这个比重是多少,只有充分有效分市场才能给出答案,但是显然中国没有这样充分有效的市场;
核心原因是国有企业的刚性储蓄,除此之外还有居民的预防性支出和民营企业只为少数人所有且民营企业家有打造伟大企业的诉求
多消费
中国的消费不足储蓄过剩造成了全球的储蓄过剩,中国的基建周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目前来看,无论是结构的还是总量的经济政策都无法实现消费转型,需要做的事有利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制度,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消费转型;
显然不能,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工资上升与就业下降的影响会相互抵消。最终,工资高低与工资总额占 GDP 的比重无关。因此,试图通过涨工资来推进消费转刑的玫策意图注定不会成功。
中国的债务问题是次贷危机后,中国的储蓄资金无法流向国际(主要是美国)导致的; 中国特殊的融资方式,即以债券型主导的融资方式,表明了中国的债务上升快其实是融资需求上升快,而由于中国存在大量不计回报的刚性储蓄,债务的上升似乎就没有代价,当债权收益很低的时候债务还会一直上升;但事实上,债务上升肯定是有天花板的,只不过现在还谈不上债务很高,甚至谈不上债务危机;
房价的上升是过快的城镇化与房地产供应之间的矛盾导致的,由于房地产的特性,居民必然要借助银行信贷、按揭来购房,所以表现为货币政策一宽松,房价就应声上涨的泡沫假象,中国的M2/GDP是真实变量,仍是因为中国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资金太多,并不是货币的超发,中国在次贷危机之后有更高的货币增速不是因为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太多,而是在国内的银行体系中,资金存在国内,银行通过其贷款创造存款的业务创造的
不是“庞氏骗局”,之所以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ROA低于其票息率,是因为没有看到其带来的外部性,一旦加上其产生的外部性,有可能ROA会高于其票息率; 加上政府的预算软约束,使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比一般的民营企业更加坚挺;
资本市场是实体经济的镜子,股市与实体经济增长大幅背离是异常现象,是失衡的实体经济带来失衡的金融体系,与反感失衡的政府形成矛盾;金融市场能对宏观政策做出反映,市场与政府在持续博弈; 资产价格泡沫脱离实体经济,只需要紧盯实体经济发展,自然能识别出资产价格的不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