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文炯（1967—），男，法学博士，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研究。
一、新时代的呼唤：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
（一）建立“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新时代的迫切要求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亟需的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想库，这个“思想库”是否有“活水之源”、是否有丰沛的思想之水浇灌时代之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速度、质量和国际地位，更体现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气质和风貌。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我国步入了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因此，新时代需要繁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从国际上来看，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中国积极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和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成为全球化时代回答“人类何去何从”的最强的智慧之音。中国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需要中国。因此，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需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表述和诠释“中国智慧和方案”。
（二）中国文化自信需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国文化自信为精神动力。哲学社会科学的载体是知识分子，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文化的担纲者，是历史发展的先行者。因此，新时代中国文化自信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自信，而话语自信又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精神动力。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不仅应该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呐喊者和诠释者，更应该是思想者、创新者和话语表达者。
（三）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存在“肌无力”的现实问题。一是从国内看，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二是从国际学术话语权来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尤其在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还存在“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研究路径，尤其存在“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学术现象。
从学科史的角度看，我国的一些重要的学科，诸如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等学科都有着“西学”的渊源，都存在值得反思的学科史的问题。这些学科都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支配的世界体系下，诞生于西方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话语宰殖的语境之中，又在中国的知识界对“西学”、“新学”的追慕中从西方舶来的，乃至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学科是在“翻译”中长大的。正是在对“西学”的翻译学习的“消费”中形成了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品味”，不仅存在“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食洋不化、东施效颦的问题，甚至养成了本土学者“言必称西”的学术“习性”，从而丧失了对学科背后的文化权力的自警和自省，也在自己的“默许”中丧失了学科的文化自信和话语权，甚至成为我们本土研究的学术视野的“白内障”。
民族学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西方的“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主宰的“世界体系”中新生的一种学术文化现象，它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具有很强的“西方性”。人类学诞生在西方，然而在西方门类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队列里，人类学又具有强烈的“另类性”，它作为一门由西方学者掌握话语权和制定“游戏规则”的学科却在很长时期内“不配”研究西方社会本身，这一点与同样出生在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聚焦于西方本土社会的学科取向截然不同，在西方中心论的文明进化序列中它只配研究“田野”隐喻的“野蛮”、“蒙昧”社会，然而它却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立场、政治经济利益深度相关。正是西方利益之关切决定了民族学的价值基点——只研究殖民地的“野蛮人”而利益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因此，民族学作为直接分娩于西方殖民体系下的“学科”，一方面殖民体系作为西方现代性的表征是一种控制世界的权力，民族学就是这种权力生产的知识——又是借此控制世界的话语。正如西方学者乔治·斯托金指出：“被喻为‘殖民主义之子’的人类学，在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人类学者及其民族志无一例外地沾染上了殖民性。”所以，民族学分娩的“时空坐落”——西方现代性的历史与文化，又注定了这个本质上具有西方特质的现代性同样决定了民族学的话语权的向度。
或言之，民族学是西方现代性在“他者”——蒙昧、野蛮世界由“文明”的西方所生产的文化“商品”——作为“商品”的价值打满了欧洲的“绝对精神”的符码；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西方殖民体系的“术士”和控制非西方社会的话语体系。它作为“东方学”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就成为19—20世纪世界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呈现和权力的表述。每一门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一种话语体系，正如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福柯指出的，话语本身具有“定位权力”，是一种控制力，这种控制力体现社会权力，对应着特定的权力结构。权力产生话语，话语实现权力的运作，话语存在之处也存在权力。作为学科话语的民族学人类学本身是近代以来表述西方权力的话语。近代以降，民族学人类学被“取经”或舶来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清楚地认识到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蛮学”特质，以本土研究为取向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从一开始就追求本土化的方向。尤其改革开放以后，以民族学家费孝通为代表的学者明确提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就成为中国民族学界建立中国民族学话语体系的追求。在新时代，建立中国民族学话语体系依然“在路上”，路在何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力”无疑为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遵循。
二、“四力”：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路径与合力
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武库”，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和广阔的天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因此，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新时代，“四力”就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必由之路。
（一）脚力：即身体力行的实践，实践是人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社会活动，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而且是人类经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之思想升华的必然之阶，因此，实践不仅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与精神基础，而且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来说，它本身是立足于“田野工作”的学科，即从事社会实地调查的学科，或者说是凭借脚力走出的学科——是一门实践的学科。正如鲁迅所言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民族学人类学自近代从西方舶来中国，就从西方的“异文化”研究转身为“本文化”研究，就成为扎根中国社会和在中国社会中实践的一门学科，一批先行者——有志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学家正是在中国大地上的“行行重行行”中迈出了中国民族学的良好开端。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需要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在中国的大地上走出自己的路。作为实践的“脚力”是路的开拓者，是求知与获取新知的源泉，是学科创新的源泉，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的轮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用好“脚力”，一是要站稳脚跟，只有站稳脚跟，方能行稳致远。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而言，站稳脚跟就是要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二是，用好脚力要看准路的方向，脚力的路向错了，就无疑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对于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就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路向。因此，坚持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仅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是致力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重要的精神动力。
（二）眼力：即“看”。正如福柯所言的，“看”是一种权力，被“看”所带来的，不是对于主体的认识，而是一种规训。从什么立场、从何视角看，看什么——是仰视还是蔑视，作为眼力的“看”是权力的表达。对于近代在西方殖民主义语境下产生的民族学来说就是所谓的“文明”西方用进化论的眼力对“他者”——“野蛮”、“蒙昧”世界的一种“看”，即蔑视。“看”，首先是站在什么立场来看，立场决定视角——视阈的宽度和高度，视角决定了我们怎么看和看到了什么。没有正确立场，学科的眼力视角可能就存在文化盲区、文化偏见或文明歧视。就民族学而言，“看”作为“田野”观察——自观与他观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然而由于“看”的立场不同，在西方人眼里民族学就是一门“蛮学”，但在中国学者眼里民族学却是一门致力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学科——“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其次，“看”是面对什么来看，即“看”要有方向感，有了正确的方向，才能看准看对，方能不迷茫。在新时代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给社科界指出了四个面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如何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的新形势，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最后，“看”不是盲看，而是有聚焦中心地“看”，“看”的中心点是什么？习总书记指出了“看”的焦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这四个面对和一个中心无疑是我国社科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重点。
（三）脑力：即“思想”——思想什么和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思想，这是“四力”的核心。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观点和行动，思想决定脚力、决定眼力也决定笔力。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最新的、集大成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坚持，并以此武装头脑，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脑力”——思想的出发点、理论的利器和发展的指向。二是“脑力”思想的核心是为谁而思、为谁而想的问题。在我国深厚的人文思想传统中，始终流淌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文精神。在今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思想的动机决定了学术的目的，也决定了学术的高度和价值。三是思想创新的动力源自知识界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又源自深入参与的伟大社会实践。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创新思想的文明就如一潭死水，而思想之创新的动力又无不来自思想者对人类命运、社会问题的深切眷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当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本质上是结合新时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创新，因此，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才能有不懈的创新动力。同时，真正的思想不是空想，而是源自伟大的社会实践，实践是思想创新的“活水源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迈开坚实的“脚力”而深入参与到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才能获得一手的思想“质料”和全新的思想灵感。总之，只有立于思想的高地，脚力才能登高，眼力才能望远，只有登高望远，笔力才能入木三分，才能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四）笔力：即“写作”——话语表达。首先，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内嵌在特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中的一套话语体系，话语是一种知识体系，一种世界观，一种观察世界的视角，一种言说与诠释方式，是权力的表达和实践。因此，“歌为谁而唱”关涉学科的价值基点，是话语的本质。笔者以为，话语分为小话语和大话语，小话语是一部优秀的作品，而大话语就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其实质上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话语的建构。小话语和大话语的本质是一样的，即“歌为谁而唱”——为什么人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因此，为人民而写才是“笔心”——即思想的核心和话语的关键词。只有解决好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话语的核心问题，方能在写作中“身入”、“心入”而“情入”，才能写出经得起时间考验、人心检验的精品之作，才能达到不仅著作等身，而且著作等心。其次，要笔力入木三分，话语触动本质，就必须根植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和56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之中。人文社会科学只有根深蒂固在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之中，只有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才能创作出具有继承性、民族性、时代性和原创性的话语作品。最后，话语的锋刃是在多元文明的交流对话中砥砺的，因而，必须有开放学习、包容差异、尊重多样的文明互鉴的心态和行动才能创作、创造出世界性的话语作品（小话语）和有世界高度、全球视野的思想；只有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才能建设起系统性、专业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系统工程（大话语），才能发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中国强音，才能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最有发言权，才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
三、基于“四力”构建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
新时代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承前启后的重要机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四力”既是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四个自信的具体实践，又是建设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必由路径和合力。就构建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而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既是我国民族学学科建设的“活水源头”，又是资源丰富的“武库”，秉持学术的文化自信是新时代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内在动力，“四力”又无疑是学科建设的不二门径。
回溯中国民族学学科史的发展，在老一辈民族学家的脚下有良好的开端，他们有宽广的学科视野、启蒙的学术思想、凝聚家国情怀的学术著作和直面人类命运的学术追求。如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所言：“我早年所追求的不就是用社会科学知识来改造人类社会这个目的么?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荣才需要科学。毋需隐瞒或掩盖我们这个实用的立场，问题只是在为谁实用？用来做什么？我们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科学才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他们丰厚的学术遗产是我们今天继往开来而构建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基础。笔者以为，中国民族学之学科话语的建构就意味着“话语”与“权力”的转移，也表征着中国民族学的本土“话语”对西方“东方学”之“原产”话语权力的超越和文化自觉。作为以本土“田野”研究为主的中国民族学需要在双向话语的互动中建构、发展自己，避免对应西方民族学传统话语与“现代性”话语的简单对位翻译和自身失语中的东施效颦。一是立足文化多样性的中国“场域”和本土“田野”研究，建构具有本土智慧的民族学话语体系。特别是要聚焦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的经验、智慧和成功解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的中国方案。二是积极拓展中国民族学的“他者”研究视野，积累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经验，既以之反思西方民族学的“东方学”的“习性”，又反哺中国民族学的本土话语。尤其在全球化时代，融入世界的中国需要认识、理解全球多元文明，因为认识、理解“他者”文明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更是镜鉴自我的一面三棱镜；同时，要以学科知识话语助益“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三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视阈，中国民族学要超越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本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的传统视界和思维模式，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全球化场域中，文明互鉴应该成为民族学人类学观察世界的全新视野，要从“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写作民族志，丰富和发展全新的民族学知识体系。笔者以为这是当代中国民族学基于“四力”而推动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和构建中国民族学话语体系的三重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