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STUDIES文 化 研 究 2017.12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接近40个年头。这40年来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从代际关系的角度看，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文化反哺这一代际颠覆现象的发生和蔓延。这一变化堪称革命性的，因为它颠覆了传统中国“父为子纲”的亲子关系，将我们社会中原本教化者和被教化者的关系整个倒了个个儿，并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一、文化反哺：社会变迁与概念锻造“文化反哺”概念出现于1988年即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距今已有近30年的历史。如果说这一概念直接来源于作者本人的个人生活体验，或借用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话来说，来源于“情境中的个人困窘”，那么其后来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与内在生活世界的事件纠缠在一起”的“社会议题”(Mills，1959)，或者说成为一个流行概念，则在相当程度上来源于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急速的社会变迁。在我一再引述的我与父亲互动并改变了其穿衣风格(由不准我穿西装到三年后自己穿西装)的事件中(周晓虹，2015)，我之所以能够先于父亲做出服装选择上的改变(从穿黄军装蓝裤子到穿西装甚至牛仔裤)，并不是我个人先天风格上的自由和无拘，而是因改革开放带来了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与此同时，父亲因为受制于自己的年龄、军人角色、社会传统和自身习惯，他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对西装的拒斥要大于我及我们这一代人。
因此，我遭遇的或我父亲遭遇的个人困窘实际上是因变迁带来的两代人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造成的，而其背后的动因是一个原本禁锢的计划经济国家发生了朝向市场的结构性变革。即使是在“文革”那样最灰色的年代里，我们也都没有忘记歌德的名言：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其实，生命之树真正变得常青，发生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当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之文化反哺：生发动因与社会意义周晓虹【摘 要 】文化反哺是在急速的社会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它标志着人类社会原本由父及子的文化传承模式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或代际“颠覆”。造就文化反哺的动因包括社会变迁的提速、同辈群体的影响和大众传播的普及，而文化反哺最重要的社会意义则在于它改变了文化或文明传承的方向，或者说造就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承方式。如果说文化反哺现象从共时态角度说算是“只此一地”，那么从历时态角度说则堪称“只此一次”。这两大特征赋予包括“文化反哺”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社会心理嬗变即我们所说的“中国体验”以独特的社会价值，也使当代中国目前仍在延续的这场转型有可能避免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关 键 词】文化反哺；生发动因；社会意义；中国体验【作者简介 】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与中产阶级研究。
【原文出处 】《青年探索》（广州）,2017.5.78～87· ·16CULTURAL STUDIES2017.12 文 化 研 究时，在急速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很快出现了传统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位置变得模糊甚至颠倒的现象。可以说，在1978年后的各种新观念、新思潮、新知识乃至各种新器物(如牛仔裤、计算机、手机和各种家用电器)、新的生活方式的引进和接受中，年轻一代都扮演了“始作俑者”的角色。1988年，在改革开放10周年之际，我们第一次，然而却是十分准确地创用了“文化反哺”这一概念来指代这种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现象。我将“文化反哺”定义为“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周晓虹，1988)。在后来的多种著述中，我反复使用了“本末倒置”和“革命性”的字眼，来形容在中国社会急速的变迁时代出现的代际关系的种种变化。我们知道，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不论社会发生过怎样的变化，文化传承和社会化的内容有何不同，其传递方向和教化者与被教化者的角色总是固定不变的：就文化传承的方向而言总是从上一代人传向下一代人。与此相应，在家庭内部，亲代总是扮演教化者的角色，子代总是扮演被教化者的角色。
亲子两代在生物繁衍链条上的前后相继性，决定了双方在社会教化上的不平等性。社会教化过程中的“父为子纲”称得上是一切文明社会文化传承的基本法则。但是，上述法则及其天经地义的合理性却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受到了全方位的挑战。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出现在不同家庭中的长辈不如晚辈的现象，并且我们发现这种亲代不如子代的现象不但波及大多数家庭(无论你是普通的市民，还是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都有可能受到来自孩子们的挑战)，而且也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从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模式直至电视、手机和电脑等器物的使用。以致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发生在亲子之间的这一切变化确实是革命性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独特的现象意味着传统的社会化方式正在改变，或者说社会化不再是一种单向的训导过程，而成了一种双向的乃至多向的交流和引导过程。如果说传统社会的社会化，主要是由成年人及由成年人所主持的家庭、学校及其他社会组织教化社会中的未成年的个人，使他们接受社会主流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发展与社会相适应的人格的过程，那么在社会的大转型和文化的大变革时代，那些业已以传统的方式完成了社会化的成年人，若要以有助于这个变动着的社会正常运转的方式行动，就必须不断地经历那种能够产生全新的、和以往的社会化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再社会化过程。
正是由此，那体现了新型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年轻一代就有可能从传统的被教育者成为教育者，由社会化的客体成为社会化的主体。在社会学领域，一直有学者谈及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的所谓“反向社会化”过程，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也在《文化与承诺》(1970)一书中提出相似的“后喻文化”概念，并认为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地的现代化变迁尤其是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普遍现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于：(1)它原本就是一个传统根深蒂固、近代以来又因屡遭内忧外患未能经受像样的现代洗礼的国度。这样一个国家在1949年后经历长达近30年的封闭、停滞乃至倒退以后，1978年突然面临改革开放，面临一个如此现代化的外部世界，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年长一代从“至尊”到“落伍”的过程几乎是瞬时性的，这也使得在中国，传统的亲子关系的“颠覆”比任何国家都来的突然。(2)因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除了极少数在他们的青春将要逝去的时候，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有幸接受了大学精英教育，并在中年时期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经历“造反”、参军、 “上山下乡”、返城、下岗一轮轮浪潮之后，早已青春不再。
但是，他们那些在“文革”或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孩子，却盖因受益于改革开放而带来的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独享良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几乎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一代。其实，物质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并不是造成代际差异的主要原因。比如，尽管美国大萧条时代的· ·17CULTURAL STUDIES文 化 研 究 2017.12孩子们和他们战后出生的孩子们相互间的生活差异，与“文革”的一代与其孩子们的生活差异十分酷似 — —亲代都生长在物质匮乏时代，子代都生活在物质充裕时代(埃尔德，2002)，但显然美国的两代人之间不存在从“封闭”到“开放”这样巨大的精神裂隙。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反差如此之大，决定了在中国，传统的亲子关系的“颠覆”比任何国家都来得彻底。所以这30年来我始终认为，尽管“文化反哺”或反向社会化也许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但 1978 年后的中国，肯定是这场“代际革命”演义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国度。二、文化反哺的社会动因文化反哺是我们这个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独有的现象，因此它的产生一方面同亲子两代人各自的身心特点有关，另一方面更是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所造就的。就前一个因素而言，由于亲代受到传统和经验的束缚，加之文化程度和理解力的限制，其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相比之下，子代对新事物却具有的较高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他们不会受制于既有知识的掣肘。如此，对年长的一代来说，当出现与旧有的经验不一致的新知识时，新知识可能被视为是怪异的；但对脑袋里根本没有旧框框的年轻一代来说，新知识则是天经地义的。不过，考虑到代际之间在心理和认知上的差异是普遍的，是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度都常见的现象，由此入手解释1978年后出现的大规模的文化反哺现象就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要想解释文化反哺的产生动因必须回到社会的维度上来，回到与社会变迁及因变迁而带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和同辈群体的重要性凸显等结构性因素上来。只有在这样的因变迁而发生改变的结构性因素下，我们才能够说明文化反哺产生的真实原因。造就文化反哺这一代际颠覆景观的首要动因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启动的以转型为标志的大规模的社会变迁。我们知道，进入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代表，整个社会在科技进步的带动下发生了越来越迅速的变迁。用丹尼尔·贝尔的话说，使我们今天的社会与过去的历史相区别的两个突出事实是：其一，变化的速度，因为世界在以“倍加速度”发展，使得今天“从社会学和理智意义上说，任何一个孩子再也不可能生活在与他的父辈和祖辈曾经居住的同样类型的世界上”(Bell，1999)；其二，变化的规模，包括人口、经济和知识的变化规模都在空前增长。
如果说因为“左倾”思潮的统治尤其是“文革”的原因，一直到1978年为止，中国都与战后因科技革命的进步导致的急速的社会变迁关联不大；那么，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则使中国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再一次拉开了变迁的序幕，开始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腾飞。社会的急速变迁，或者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大转型，导致了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旧习惯和扑面而来的新规则的并存于世，而它带来的两个相互依存的结果是：一方面使亲代原有的知识、经验甚至价值判断丧失了解释力和传承价值；另一方面使子代第一次获得了“指点”父母的机会，这其实就是社会变迁引发“文化反哺”现象出现的外在的宏观背景。在各种球类比赛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原本十分优秀甚至拥有世界冠军头衔的球员，会因为无法适应新制定的比赛规则名落孙山，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新手此时却常常会脱颖而出。今天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赛场，在这个赛场上角逐的真正对手是年长的一代和年轻的一代，而造就前者廉颇老矣和后者少年英雄的原因常常和球类比赛一样：出现了新的变化和新的规则。在这些新变化和新规则面前，熟知旧习惯的年长一代茫然不知所措，而同新规则一起长大的年轻一代却顺应良好、运用自如。
从世界范围内看，这些新的变化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出现在我们已经谈及还将进一步谈及的1980年代后变得越来越急速的全球化之后。正是科技进步引发的巨大的社会变迁，凭借着因冷战结束而导致的资本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无阻碍的流动，使得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创新迅速扩· ·18CULTURAL STUDIES2017.12 文 化 研 究散开来。女权主义、民主政治、丁克文化、单亲家庭、超级市场、绿色和平组织、WTO、 “白领”阶级和消费主义……这一切与科技进步相伴而生的社会生活领域的新事物和新变化，在加深我们对社会的“变动”性质了解的同时，也改变了许多先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游戏”规则，这使得年长一代有如1620年搭乘五月花号来到美洲新大陆的“移民”一样，突然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就像玛格丽特·米德所说，一不小心成了“时间移民”。中国社会最近40年来的变化是举世瞩目的。它在以极快的速度将年长的一代从传统带入现代，使他们以往近乎奢望的理想变成现实的同时，也废弃了他们在前半生中获得的许多知识和经验，在孩子面前他们感到自己成了无法留下精神“遗产”的第一代人。在我们的访谈中，许多父母都感到自己的青春被耽误了，自己该学习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学到，而孩子们却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
因此，他们超过自己是必然的。进一步说，正是这场延宕40年但至今仍然没有结束的社会转型，加之中国融入世界之后迎来的同样巨大的全球化浪潮，在使形形色色的新旧传统都渐渐变成不适应社会进步的旧习惯之时，也为各种各样新规则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成千上万当年饱受旧习惯之苦的年长一代，今天又开始面临新规则的无情挑战。从社会学的角度说，造就文化反哺这一代际颠覆景观的次要动因，与同辈群体和大众传播媒介有关。就前一个因素而言，早在1939年西奥多·纽科姆就以美国贝宁顿女子学院的女生为对象，研究了学院经验和社会政治态度间的关系。比如，在贝宁顿这所倡导进步主义的大学中，和同学即同辈群体的交往“使得那些来自保守主义家庭的女大学生们的政治和经济态度发生了改变”(LeVine，1966)。1950年，在理斯曼等人的论述中，伴随着近代以来的发展，他人突破传统和自我，一步步成为人们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因素，而这个“他人”对青年一代而言最重要的现代组成就是Peer Group，即所谓同辈群体或同侪群体。研究证实，在现代社会同辈群体对个人社会化的影响力日渐提高。就中国而言，尽管从完全独立的意义上说，姗姗来迟的中国青年文化出现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年代，以及1992年后越来越强大的强调消费的市场力量的塑造。不过，1966年狂飙突进式的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