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跨界高端访谈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起推出“院士跨界高端访谈”栏目，围绕“面向未来的科技人文”的诸多方面，展开深入交流。”本期访谈欧洲科学院院士、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蒋洪新教授，围绕“全球大变局时代的文明交流对话与互学互鉴”主题展开。
访谈嘉宾介绍
蒋洪新：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党委书记。欧洲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英美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
采访人
彭青龙：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
精彩观点
01
中西文明的共同性有哪些？
探讨中西文明的联系，应坚持从具体问题出发，文化与文明作为客观的学术用语，本身并不体现特定的价值判断，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应首先作历史、客观的具体分析，避免人为主观化和抽象化所导致的刻板印象和文化偏见。比如说，一般认为人文主义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立场，人文立场使中华文明始终关注人的现实世界，而非彼岸世界，始终以人作为尺度建构文明，充分肯定人作为天地之心的独特地位。同样，人文精神也是西方文明的传统。在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上，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被称作哺育西方文明的两个重要源头，是了解和研究西方文明的开门钥匙。
02
中华文明是如何在学习借鉴
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的？
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坚定的文化自信，也离不开包容的视野胸襟。文化自信与包容两者并不矛盾，而是内在统一的。文化越是自信越能够包容，越是自信的国家和民族，越有勇气和底气去客观看待、积极接受外来文化有益于自己的成分。此外，包容性越强越能够促进文化自信。对文化的包容，透出了文化自信。中华文化始终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承认文明多样性，包容文明异质性，让不同文明互相欣赏、和谐共处。
03
如何做才能让各种脱钩论的伤害
减少到最低限度？
我们切不可留恋曾经的合作“蜜月期”，归根结底是国家利益至上。科技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核心技术、创新基础与产业生态，并且对未来实施长远布局。作为人文学者，我们要看到发展背后人文的温暖和力量。在推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应发挥价值观念的引领凝聚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融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效增强国家和民族的聚合力；发挥家国情感的纽带黏合作用，通过情感认同有效提升民族、国家、社会与文化认同感，从而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汇聚推动建设和发展的磅礴伟力；发挥共同利益的牵引保障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发展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其中既要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又要均衡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其幸福感、获得感。
04
如何引导科技健康发展？
其一，建设先进的政治文化。
其二，培育创新的哲学思维。
其三，构建向善的伦理机制。
科学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生活和人类制度，应当是文化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将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将照亮人类文明的前行之路。
05
如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要立足新发展格局，建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体系，即基于中国独特传统和现实语境，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助推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以及国际舆论引导力“五力建设”，促进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精神特质的对外传播体系。要聚焦传统文化走出去，推进经典译介，实现以文载道、以文化人。发出声音，才能说明自己；讲好故事，更能沟通心灵。经典译介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艺术对话，更是经典作品的跨文化建构。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典外译始终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宣传的重要途径。要提升外语教育质量，深化学科交叉融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外语人才。
访谈全文
摘要：院士跨界高端访谈栏目旨在探索面向未来的科技人文问题。本期访谈欧洲科学院院士、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蒋洪新教授，围绕全球大变局时代的文明交流对话与互学互鉴等问题展开。蒋洪新教授认为，全球化时代，应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在文化交流互鉴中实现不同文明和世界文明的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我们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好、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陈出新，让中华文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作为人文学者，我们要看到社会发展背后人文的温暖和力量，为科技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条件。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建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体系，大力培养国际传播优秀人才，培养顺应新时代的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文明交流对话；互学互鉴；外语；新时代；人才
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世界各种文明交流对话和互学互鉴的历史，这在远古时代如此，工业革命时期如此，智能时代更是如此。古代丝绸之路的交流通道、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列强建立的海外市场以及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的全球化经济贸易活动，无不展现出文明交往的图景。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时空、技术的阻隔，战争或自然灾害的影响，各文明之间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不尽相同，但就总体而言，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从未中断，这既是文明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近年来，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交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一方面，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客观上为文明对话交流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世界互联互通成为趋势，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流行也使世界各国进一步增强交流合作、共渡难关的愿望；另一方面，西方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似有将世界人为分割、分裂为两大阵营的倾向，提出所谓“科技脱钩”“经济脱钩”等不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论调，企图以“文明冲突论”代替“文明交往论”，以“历史终结论”代替“历史发展论”。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学者纷纷就大变局时代的全球文明和世界文化多样性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交流对话，其中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的关系是重点话题之一。基于此，上海交通大学的学者率先提出了“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试图通过一系列学术研究和活动，探索打破学科壁垒、消解科技与人文“融通赤字”的有效路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推出了“科技人文·院士跨界高端访谈”栏目，围绕“面向未来的科技人文”的诸多方面，开展深入交流。本期访谈欧洲科学院院士、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蒋洪新教授，聚焦“全球大变局时代的文明交流对话与互学互鉴”。
彭青龙：首先，感谢蒋老师能够拨冗接受我们的学术访谈。我们先从文明的概念和溯源谈起，再探讨文明、文化多样性和交流互鉴的问题。众所周知，“文明”一词内涵丰富，至今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在《辞海》里，“文明”“同‘文化’，如古代文明，商业文明”；或指“‘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有文化的状态’，如文明社会，避草昧而致文明”，第二种定义暗含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国早期文献《周易·乾·文言》中有“天下文明”之言，《尚书·舜典》中有“睿哲文明”之语。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强调“仁义礼智信”，实际上就是有教养，讲文明的意思。如《孟子·离娄下》中的“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就是众多礼仪文化论述中的一个。在国外，文明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文“civilis”，据传是荷马说古代卡里亚（Carian）的蛮族说话“吧—吧”（bar-bar），含糊不清，与城里有修养的人的讲话方式相反，于是就有了“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说法。英语中的“civilization”就由此而来，然而直到启蒙时代才真正成为一个新词在欧洲流传开来。尽管在英语中“文明”与“文化”也有通用的情况，但多数人认为文明是文化的升华，体现了社会的进步要求。您认为中西文明内涵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共同性有哪些？可否从历时性的视角，谈一谈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分别对人类社会作出怎样的贡献？
蒋洪新：刚才您谈到概念溯源的方法，这个很重要，对我们理解文化和文明的内涵具有基础性意义。从词源学上看，文化（culture）的词根是cult，其本义是栽培、耕作，相对于自然（nature）而言，凡经过人的加工创造的事物都属于文化。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古拉丁文“civis”和“civilis”，它的词根是“civil”，其本义是城市居民，相对于“野蛮”（savage）或“原始”（primitive）而言的。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化先于文明，文明是与蒙昧、野蛮的文化状态相对的，表述人类历史进化状态的一个概念。
人们对文化与文明关系的理解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相通性角度看，将二者理解为人类活动及其成果，或不加区分，或有所偏重。前者如英国哲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的观点，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后者如我国思想家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的观点，“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另一种是从认同性角度看，将文明视为体现文化认同、进行文化归类的一个聚合体。如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是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这种观点在国际学界具有代表性，如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历史研究》、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等著作中都有所涉及。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文明的根基在于人的实践性存在。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表征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文明源于人类对于自然界的不满足，是为了否定自在自然，通过生产劳动实现“人化”自然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塑造文明的实践不仅遵循自然的必然性和规律，并且表达了主体自身对于自然的目的性要求，蕴含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因此，文明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无论是把文明视为一种政治社会秩序，抑或是科学、艺术、道德与技术，文明都根植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受人们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生产力所制约，换句话说，文明发展与生产力进步具有本质联系，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其次，关于中西文明的共性与特性，这是一个很宏大的论题，学术界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这里，我简要回应三点：其一，无论是谈中西文明的共性，还是谈中西文明的特质，都应该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来审视。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比如说，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凤凰涅槃，创造了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源头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上唯一实现连续发展的文明。在应对战争分裂、族群差异、文化冲击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在中华文化的凝聚和引领下，维持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文化的和谐以及传统的延续，形成了统一、连续、和谐的民族共同体和政治文明体，取得了世所罕见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其二，探讨中西文明的联系，应坚持从具体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抽象概念出发。
文化与文明作为客观的学术用语，本身并不体现特定的价值判断，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应首先作历史、客观的具体分析，避免人为主观化和抽象化所导致的刻板印象和文化偏见。比如说，一般认为人文主义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立场，人文立场使中华文明始终关注人的现实世界，而非彼岸世界，始终以人作为尺度建构文明，充分肯定人作为天地之心的独特地位。同样，人文精神也是西方文明的传统。在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上，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被称作哺育西方文明的两个重要源头，是了解和研究西方文明的开门钥匙。马修·阿诺德曾经指出：“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我们的世界就在这两极之间运动。”西方人文精神观念的萌芽在古希腊，集中体现在普罗泰哥拉的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中，它所开创的自由理性传统为西方科学思维的产生奠定了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基石。如果我们对具体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就能够从源头、形态、特征上来把握这种内在的一致性和演化的不同路径，这有助于我们客观、公正地分析具体问题，而不是轻率地作出价值判断。其三，文明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中西文明均作出了自己独特的历史性贡献。仍然以人文精神为例，人文精神明确肯定人类理性的重要性，认为人之不同于禽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的理性。
自由信念的确立和自由理性的张扬，使社会和自然界的无数矛盾和问题迅速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如世界的构成、事物的普遍结构、物质的实体、人的本性、命运、善恶等。然而，人文精神在恢复人的自由观念和理性观念的同时，也改变了人对自然世界的态度。自然的神秘感逐渐消失，科学的实用价值和功利主义目的日渐突出，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对科学“工具理性”的崇拜，而科学背后的人文精神在云蒸霞蔚的科学发展大势中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人类还有自我反思的本性，有识之士不断发出呼吁，“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
人类文明总是历史性地产生作用，不能幻想一种文明一旦形成，人类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应该以全球的视野去审视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去发现人类很多共同的价值点，为创造一个新的全球性文明奠定坚实基础。
彭青龙：谢谢蒋老师。如您所言，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都对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这在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如果说前面的回答基本上围绕“我是谁，从哪里来”而展开，下面则要请您谈谈“到哪里去”的问题。对于中西文明的走向，不少学者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例如，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长期研究民族国家的兴衰和文明的发展模式，重点聚焦于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他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方，中华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国的儒家、道家和佛教所包含的节制性和合理性思想将成为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哲学基础。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则提出“历史终结论”，他强调具有民主自由的西方制度是人类社会的最佳选择，也是最后的选择，因为人类有向往自由民主的天性，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恰恰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诚然，他们的观点差异很大，视角也不同。您如何看待这两种几乎相反的观点？可否请您谈谈我们应该继承哪些中华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
蒋洪新：在回答如何看待汤因比和福山两位学者观点之前，我们首先要破除两种文化迷信。一种是“文化中心论”，它以“自我文化”为中心，认为自我文化的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是主流文化，其他文化都是由自我文化派生出来的。如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主张西方文化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较东方更为先进和发达，代表着历史的进步和必然，甚至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强行推动“取代主义”行动，企图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用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殊不知文化既有普遍性，又有相对性，普遍性即人类文化的共性，相对性即各种文化的个性。承认文化的共性，尊重文化的个性，方能脱离文化中心论的窠臼。另一种是“文明优越论”，它鼓吹自身文明在历史或现实中优于其他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是基于种族差别形成的“白人优越论”“东方文明停滞论”，这种论调成为殖民者进行侵略扩张的借口。
破除这两种文化迷信之后，还要破除一种文化盲目的心理。汤因比也好，福山也罢，他们的观点仅仅只是一种观点，或者说是一种重要的学术观点，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得在两者之间做选择。我们既不仰视，也不能漠视这两种观点，正确的态度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上，对两者观点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深入了解他们思想的来龙去脉之后，大胆地进行文化扬弃。我们不要断章取义，认为汤因比说过文明的希望在东方，就觉得他的观点全然正确；也不能因为福山鼓吹西式的民主，就认定他的观点全无是处。就拿汤因比来说，仅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进行整体性与综合性的考察这一点来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但是他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很多理解并不恰当，甚至还有许多史实错误。尽管如此，我们研究汤因比的历史观，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有助于人类在全球化时代更好地理解诸文明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有助于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诚如麦克尼尔所言：“不同的民族如何整理和重新整理相互抵触的世界观，可能会成为21世纪以及后续几个世纪里公共事务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演讲时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这一宏论对我们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各国应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在文化交流互鉴中实现不同文明和世界文明的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努力消除各国之间的文明冲突，实现民心相通和深度合作，共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生于古老的黄河长江之畔，走到勇立潮头的新时代，中华文明因其“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重要理念而绵延五千年不绝，并迈向熠熠生辉的光明未来。自古以来，无论是域内外民族的你来我往，还是百家思想的争鸣交锋，或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中华民族一直秉承着“和而不同”的处世原则，推崇着“协和万邦”的社会理想。
至于您提出中华文明中有哪些优秀文化基因，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奉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德治国、以文化人；相信“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认为“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宣扬“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这些思想理念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不断与时俱进，又有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后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积淀了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原生性深厚文化底蕴，特别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向世界充分展现了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我们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好、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推陈出新，让中华文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
彭青龙：文明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相互交流对话和互学互鉴中成长的产物。越来越多的考古和研究成果显示，文明既是内部力量的演变使然，也是外部影响的结果，只是评价的立场和方式有所不同。如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就对东西方文明的关系作出了详细的论述。一方面，他对西方的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提出了批评；另一方面，他也充分肯定了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诸多影响。他认为，欧洲发展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几乎都是在吸收、借鉴东方文明的基础上完成的，甚至认为是东方化的西方崛起。无独有偶，钱穆先生也从历史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中西之间的关系，“希腊乃西方历史之播种者，中国乃东方历史之栽根者。播种者新种散布，旧种凋零。栽根者枝叶日茂，根盘日大”。然而，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却在对西方文明制度充满溢美之言之余，渲染文明冲突论。时至今日，在中华文明再次焕发活力之际，您如何看待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您可否从历时性的视角，谈一谈西方文明是如何从中华文明中汲取营养的？中华文明是如何在学习借鉴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各种文明的基础上发展的？
蒋洪新：中国近现代以来，在对待民族文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心态：文化自卑与文化自负。自卑者看不起“老祖宗”，信奉“外来和尚会念经”；自负者沉醉于五千年的历史荣耀，“唯我独尊不知天高地厚”。这两种错误心态有一个共同点：都不讲包容，将文化自信与文化包容截然对立。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坚定的文化自信，也离不开包容的视野胸襟。文化自信与包容两者并不矛盾，而是内在统一的。
首先，任何基因都不是单一、固定不定的，它总在变化中生长而成，文化本身具有包容性。中华文化始终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承认文明多样性，包容文明异质性，让不同文明互相欣赏、和谐共处。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比如说我们的儒家思想，由孔子创立、孟子发展、荀子集其大成，之后经今古文经学、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等诸多理论形态，一脉相承延绵不断。再比如佛教，它产生于古代印度，是一种外来文化，但传入中国后却能不断适应本土文化，同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文化越是自信越能够包容。越是自信的国家和民族，越有勇气和底气去客观看待、积极接受外来文化有益于自己的成分。先秦时期，孔子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主张仁政，斥责“春秋无义战”；墨子提出“兼爱”“非攻”的思想，旨在追求和平。汉唐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体现了和平友好的大国风范；唐代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70多个。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同时保持着吸收各国文明营养的胸襟。古丝绸之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交流，不仅儒道思想西渐，异域佛教、景教等也相继东传，欧洲也曾广泛接触中华文化。反之，我们也经历过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深刻教训。近代中国遭受的不尽屈辱，就是沉重的代价，也反映了文化上的被动与落后。
第三，包容性越强越能够促进文化自信。对文化的包容，透出了文化自信。“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它的产生本身就是借鉴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和理论的自信。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在历经苦难之后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在近现代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本质要求，而且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并切实保障人民的幸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不仅是我国当前对外开放的经济战略和外交运筹，也是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文化战略。已有100多个国家响应“一带一路”，这些国家都有着不同的文化。我们勇敢迈出的这一步，既是一种文化自信，也体现了一种文化包容。
包容不是照单全收，借鉴也不是照搬全抄，对待不同文化不能没有底线、不设门槛，而是要坚持鲁迅先生提倡的“拿来主义”，并且“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中华文化五千余年的演进本身就是一部“有容乃大”的交响曲，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中华文明就一定会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焕发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彭青龙：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前者主要指硬实力，后者则指软实力。新中国自成立后，经过七十多年的艰苦努力，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此过程中，代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中华文明也愈来愈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魅力和影响力。然而，美西方政客不甘心霸权旁落，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并利用其在国际传媒中的话语优势，企图制造文明文化对立，提出所谓的“科技脱钩论”“经济脱钩论”，甚至“人文交流脱钩论”。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消除误解和隔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您如何看待美西方鼓噪的各种脱钩论及卡脖子问题？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如何做才能将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行为的伤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蒋洪新：自2018年起，以美国对华“脱钩”为主要特征的科技竞争战略，阻碍中美科技交流合作，试图削弱中国国家创新体系，拖慢中国基础研究进展，从而保持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这是美西方国家在“东升西降”态势与“西强东弱”格局并存的大背景下，从国家利益出发采取的悍然措施。从实际情形上看，美西方对中国实施“脱钩”政策，对中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三重压力：一是科技领军企业崛起的压力，二是中国科学技术自主发展的压力，三是意识形态站队和“价值观外交”上的压力。然而，中国的发展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得来的，不是美西方单方面的恩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够吸引外部投资与合作，主要得益于生产要素成本优势和政策红利，现在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成本都在上升，产业也要升级换挡，环境保护在逐步加强，更加注重发展的公平和效益，我们的管理能力、供应链的运营效率不仅领先第三世界国家，其实已经赶超欧美了。这就势必要引起贸易上的摩擦、科技上的竞争、意识形态的对抗，我们切不可留恋曾经的合作“蜜月期”，归根结底是国家利益至上。事实上，美西方发达国家高科技核心制造业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国，我们要迎头赶上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技脱钩”倒逼中国科技自强，这也再次提醒我们，“以市场换技术”的路子是走不通的，只有靠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化解“脱钩”阵痛没有灵丹妙药，关键是今天付出的学费能否真正警醒我们：科技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核心技术、创新基础与产业生态，并且对未来实施长远布局。同时，没有全球一流的高等教育，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就无法形成一个大国可持续的创新基础和产业生态。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作为人文学者，我们要看到发展背后人文的温暖和力量。在推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应发挥价值观念的引领凝聚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融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效增强国家和民族的聚合力；发挥家国情感的纽带黏合作用，通过情感认同有效提升民族、国家、社会与文化认同感，从而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汇聚推动建设和发展的磅礴伟力；发挥共同利益的牵引保障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发展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其中既要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又要均衡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其幸福感、获得感。
彭青龙：科技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西方文明之所以在当今世界文明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因为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变革，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综合国力。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一书中，论述了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使得西方文明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形式乃至思维模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强调，西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创造了“机器体系”的概念，而其他文明却没有做到。浪潮奔腾的第四科技革命正在改变世界格局，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正在奋起直追，力图建立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科学技术硬实力。您可否从人文学者的角度，谈一谈如何为中国科技的发展营造好的文化条件？如何引导科技健康发展并避免其所衍生的社会问题？
蒋洪新：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说明下科技与文化的关系。科学指向自然，文化指向人，科学与文化的关系本质上是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人对自然的理解和人对自身理解的关系。同时，如果我们把科技视为生产力，文化便是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在这个意义上讲，科技既是文化的工具，又对文化形成反作用，制约改造着文化的性质、特点和面貌。人类总是借助科学技术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和生产。人类的生活与生产，也因此受到了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形态。离开了科技的支撑，文化发展史就是不完整的，甚至将导致碎裂和变形。
正因为科技与文化存在着这种内在的联系，我们才说要为科技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条件。那么，有哪些文化条件呢？这里我提三个方面的建议：其一，建设先进的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政治取向模式，政治文化与科技发展内在关联，相互作用。一方面，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制约着科技发展，良好的政治文化可以引导科技的发展方向，加速科技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又间接地影响政治文化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可通过促进社会政治制度和管理方式的改进与完善等方面来推动政治文化的进步。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创造出一种良好的社会政治氛围，努力使优秀的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其二，培育创新的哲学思维。哲学不仅是世界观和认识论，还应当是方法论，因为任何一种世界观的背后都隐藏着特定的思想方法。在基础科学研究酝酿着重大科学革命的“奇点”时刻，在“卡脖子”技术正构成中国道路之特殊困境的焦点时期，我们更加需要哲学思维和哲学智慧。其三，构建向善的伦理机制。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编辑等领域飞速发展，所引发的伦理、法律、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凸显，针对这些问题的治理已被世界各国提上日程。应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机制，坚持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相统一、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相结合，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伦理制度，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和保障机制。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科学精神教育至关重要。科学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生活和人类制度，应当是文化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将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将照亮人类文明的前行之路。
彭青龙：近代以降，中国在学习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努力实现自立自强，这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也许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仍然需要加强互学互鉴，从而增强自身的文化软实力，特别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得益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不断学习，我们才有了今天的成就。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西方作品和理论的大量输入，极大地冲击了中华传统文化，这也就有了包括您和陈众议在内的不少学者大声疾呼的，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学术话语体系。您如何看待“西学东渐”中存在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如何在坚持双百方针中做到“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如何引导更多的年轻人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蒋洪新：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风俗论》中，把中华文明史纳入世界文化史之中，从而打破了以欧洲史代替世界史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观，他认为东方给了西方一切。这固然是伏尔泰对东方文明的一种情有独钟，但也昭示了文明的交流交融交汇从来都是双向的。我们既要看到西学东渐，也要看到东学西传。比如，晚明时期，利玛窦等人及其继承者，不仅向中国人介绍了希腊哲学，也向欧洲人反馈了中国儒学，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从此走向世界。在由法籍耶稣会士金尼阁整理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首次将“儒学”和“理学”译成西文的“philosophia”——这又一次证明在来华的西人眼里，中国本来就有一种跟希腊哲学相同的学问。如果再往前追溯，其实早在汉朝时期，我们就开辟了丝绸之路，也正是由此拉开了东学西传的序幕。即便是分析西学东渐，我们不光要看到消极的一面，也要看到积极的一面。从积极的方面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尽管以失败告终，但是在梁启超、康有为等思想家的带领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希望寻求政治制度上的改变，西方进步思想开始在中国社会上广泛传播，促进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崛起，这也为后来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文化大量的涌入，如果不加辨别地囫囵吞枣式地全盘接受，也是不可取的。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包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主张中西学的会通与融合。如蔡元培提出“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鲁迅提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李大钊提出“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青年毛泽东主张，“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中西文化观，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方略的重要精神指导和思想资源。
其中，无论是东学西传也好，西学东渐也罢，一种外来文化欲扎根于异质文化土壤之中，都面临本土化、民族化、时代化的问题。任何一种理论，只有与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与这个国家的优秀文化贯通融合，才能在实践中展现思想伟力。西方文化的形成同样不是一个封闭的过程，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滋养与影响。但现在很多西方学者在对思想发展的叙述中，热衷于设置一个二元对峙的思想文化发展模式，这种做法不尊重历史，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回顾历史，明晰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将西方文化还原为一个地域性文化，有助于我们今天增强文化自信。当然，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否认西方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更不是要走向东方中心主义，而是要以平等、开放、包容的姿态，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发展中国自己的文化。
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必须有坚定的文化自信，不忘本来，收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以我为主”，就是坚持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维系文明的中华之根。“为我所用”，借鉴吸收的目的是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持辩证取舍、择善而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对什么东西可以学，什么东西不能学，要做到心中有数。对可以学的东西，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消化吸收。
一要以文化传承为基。文化源自民族的心灵基因，离不开历史沉淀和培育。任何时代和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截断其历史，抛开其根脉而重新开头，终归离不开与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文化的继承不是全盘继承而是要辩证地扬弃，要通过采用适当的形式将中国传统本土文化逐渐时代化、大众化，使之易于传播、易于接受，增强本土文化的自信与自觉，保持本土文化强有力的主体性，这样一来，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之时才能屹然挺立，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化之“强”。
二要以文化借鉴为用。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势，就在于它能根据时代与社会的需要，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变化的外部条件，从而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涵摄力，如此才能大度地合理借鉴、吸收与容纳外来文化。一方面，不能夸大文化借鉴的作用。文化的根基和主流应当是本国富有民族特色的东西，借鉴外来文化只是为了丰富、完善和壮大自己。另一方面，要科学借鉴。西方长期形成的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先进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都值得我们合理借鉴。此外，还要注重国家文化安全防御体系建设，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国家文化安全评估指标体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三要以文化创新为本。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首先，要加快科学技术创新，科技创新是文化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时代，我们要不断创新“大数据+文化”的新模式，加快文化大数据生产和传播创新，推动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其次，要充分发挥高校的主阵地作用。高校的四项基本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与文化强国建设息息相关。高校教师不仅从事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与传播，而且也承担着文化创新、教育和交流等职责，是建设文化强国、争夺文化主导权的中流砥柱。最后，还要始终把握文化主导权，要坚持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发挥知识分子在建设文化强国中的作用，巩固社会主义文化的“碉堡”和“堑壕”，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牢牢掌握建设文化强国的领导权、主动权。
彭青龙：文明互学互鉴中的重要一环是增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使更多的外国朋友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至少减少文化误解和隔膜。最近几年，我国特别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试图通过翻译凝聚着中国人智慧的书籍等多种举措，向海外推介中国文化。例如，2021年，国家将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视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三部委甚至发布文件，落实这一重要任务。应该说，这一做法是正确的，向海外传播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和中国故事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学界不乏不同的声音。您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我们如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如何培养能够胜任国际传播的高水平人才？他们应该具备怎样的核心素养？
蒋洪新：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外部环境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中国的和平崛起，挑战了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一些西方国家出于多种动机围堵中国，国际舆论斗争日益激烈。从国内发展看，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后，我们取得了抗疫斗争的重大胜利，国内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超出预期，改革开放向着更高水平迈进。
面对新时代新形势，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我们要立足新发展格局，建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体系，即基于中国独特传统和现实语境，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助推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以及国际舆论引导力“五力建设”，促进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精神特质的对外传播体系。要聚焦传统文化走出去，推进经典译介，实现以文载道、以文化人。发出声音，才能说明自己；讲好故事，更能沟通心灵。经典译介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艺术对话，更是经典作品的跨文化建构。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典外译始终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宣传的重要途径。要提升外语教育质量，深化学科交叉融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外语人才。
大力培养国际传播优秀人才，一方面需要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以发展和创新的眼光，在理念、思路、举措等方面进行宏观思考，既要提升外语教育同大国外交、人文交流、深化国际传播、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等需求的契合度，又要科学、合理地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持续完善外语教育体系。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在招生选拔、教学科研、实习实践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建立起连接行业协会、高等院校和用人单位的产学研结合模式，将语言应用与传播、基建、能源、经贸、技术研发等紧密结合，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跨学科研究能力；同时，进一步完善对外传播人才评价认证体系，形成行业共识，并在全社会宣传推广，推动实现对外传播的职业化。
彭青龙：文明互学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不仅需要体现国家意志的政策和措施来推进，而且需要知识精英和普通百姓都参与进来，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作为基础学科之一，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外语教育十分关注，其中不乏对外语教育效果持批评意见的声音，例如有人提出在重要考试中降低比例的“权重论”，甚至“取消论”等。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肯定外语教育的当代价值，特别是在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国民素质、国际化和跨文化思维等方面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外语教育存在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您认为，包括基础教育学段和高等教育学段在内的外语教育存在哪些核心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就中外文明互学互鉴而言，外语学科应怎样更好地发挥其优势和作用？
蒋洪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放眼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申“两个一百年”的伟大奋斗目标，以大视野、大格局亲自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创新理念。这些倡议和理念的实施需要一大批卓越的外语类复合型人才，外语学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肩荷着传播中华文明的光荣使命，需要我们以一种更为积极、进取的姿态，务实前行，行稳致远。
近年来，外语学科在创新人才培养、深化专业改革和推进课堂革命等领域取得了明显成效，学科体系日渐完备，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从更高的要求来看，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重技能轻素质。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语专业教学的主导模式已经造成教学内容脱离真实的语言环境和实际意义，缺乏足够的语言输入，在教学过程中偏重语言知识的传授，忽视语言机能的培养和对文化与价值观的引导，使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受到限制。二是重专业轻通识，人才培养口径过窄。最好能让学生通过跨学科选修、辅修其他专业或者双学位课程，熟悉其他专业领域知识，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跨文化能力和科学人文素养。三是重应用轻文化。过去外语教育强调语言应用技能的培养，教学方法主要是以语言为中心，课程设置结构单一，人才培养专业基础单薄，尤其是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思辨能力培养不够，导致运用英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以及文化与文明的渗透教育相对欠缺。
培养综合素质高、跨文化沟通能力强、外语基本功扎实、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知识丰厚、了解相关专业知识，具有国际视野、能够服务国家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外语复合型人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提升外语学科的服务能力。外语学科置身国内国际双循环之中，既要睁眼看世界，更要在斗争中求发展，注重质量和效益稳步双提升，为国家战略输送高水平复合型外语人才；要深入开展中国立场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创建“外语+”特色智库，为资政咨商提供智力支持；要加强学术创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深化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在国际上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第二，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外语学科的建设内涵。新发展理念是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的理论先导，外语学科建设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发展。一是在学科设置上要增强现实针对性，使学科设置适应大国外交、人文交流、基础科学研究、核心技术创新对外语复合型人才的需要。二是在学科建设上要突显学科交叉性，科学、合理地对外语一级学科内部进行优化调整，探索跨文化研究、区域国别研究、翻译传播学、人工智能与翻译等新兴方向，保持与国家及地方战略布局同频共振、与经济社会文教布局紧密结合，充分释放外语学科的自身张力、创造力与开放性。三是在学科发展方向上重视多元化，深刻把握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熟悉不同的思维模式，从而架设起不同国家、民族与文化之间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第三，要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构建外语教育新格局。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不断被赋予新的使命和功能，但是最核心的还是培养人才。外语学科建设要抓住“双万计划”的窗口期，深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建设为契机，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外语教育发展体系。加强院系间、学校间、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实现外语教育同课程思政、美育活动、生产劳动等协同共进。在教学形式上，注重专业教育与学术讲座、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有机结合，引导学生开展经典阅读，拓宽心智空间，陶冶人文精神；在教学方法上，努力营造课内课外、线上线下、实体虚拟相结合的智能化教学环境，使外语教育既顺应时代潮流和国家需要，又满足学习者的多样性需求，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彭青龙：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谈谈高校如何在文明对话交流和互学互鉴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众所周知，高校是知识生产和应用的基地，也是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力量。近年来，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宣称“脱钩”，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中外高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受到极大的冲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受到影响，理工科领域更是如此，对此，不少高校都在想方设法进行破解。您作为高校的主要领导，如何看待高校在促进中外文明互学互鉴上的价值？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湖南师范大学在中外人文交流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可否谈谈贵校的做法？在哪些方面发挥着引领的作用？
蒋洪新：高校拥有一批专业知识扎实、外语水平较高、学术视野开阔的国际传播和专业领域专家，具有突出的人才优势，在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文明互鉴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发挥高校的作用，首先是以教育自信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动力源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坚定文化自信，才有底气传播本国文明，有能力吸收并借鉴其他文明。高校要适应国际传播格局的新特点、新变化、新需要，努力培养专业基础扎实、熟练运用外语、具有全球视野和家国情怀的国际化人才，为国际传播事业提供人才支撑。同时，深度挖掘传统文化中对当今时代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的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文明与其他人类文明成果有机互动、相通相融。其次，要持续增强对外交往能力。在参与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高校应着力发挥其促进人文交流的作用，在各种平台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阐发中国价值，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最后，要着力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文明互鉴”作为一种客观应对世界文明格局走向的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前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高校要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整合校内外资源，打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研究的理论高地、智库高地、人才高地、服务高地、开放高地。同时，扩大开放办学。高校的外籍专家和留学生越来越多，他们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对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有着切身感受和体验。可以组织丰富的文化学习、社会实践活动，帮助他们更加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感知中国发展。我们也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发挥好海外校友会、基金会的纽带作用，积累国际人脉资源，扩大高校的“朋友圈”。
近年来，湖南师范大学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紧密对接国家“一带一路”“中华文化走出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倡议，在中外人文交流方面作出了自身贡献。
其一，引领高校对外交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更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我们坚持扎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参与策划、编译了《大中华文库》丛书，在国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校编译的“汉英对照湖湘经典”（10部）、“湖湘文化与世界”系列丛书（8部）等经典外译出版物，也有力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承办了“波兰艺术圈——中国行”、“中非论坛”、中俄“长江—伏尔加河”青年论坛等重大国家级文化艺术活动，为繁荣和推进国际交流作出了高校的独特贡献。
其二，拓展国际协同创新。学校坚持面向国际学术前沿，以重大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大力推进国际协同创新。近年来，学校入选了中联部“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和“‘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成员单位；创办了《外国语言与文化》和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两本学术期刊。其中，《外国语言与文化》成功入选Scopus数据库和ERIH PLUS研究参考索引，成为国内同学科唯一同时入选两大数据库的期刊。学校立足国家战略和地方需求，积极构建国际化科研网络。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与美、俄、德等国知名高校和高端专家合作，成功申报“111计划”，成立“瑞宏实验室”亚洲实验中心与数据中心；立足“一带一路”倡议，深度推进俄罗斯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和东北亚研究中心等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中心的建设，参与国内高校首个洪堡跨学科研究中心、东亚教师教育国际联盟、东盟文化交流传播中心创建，承办教育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英语师资培训班，助力大国外交和地方教育文化发展。
其三，推进国际人才培养。学校以孔子学院建设和华文教育提质为抓手，统筹推进人文、艺术、教育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全面提升国际汉语教育教学水平，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汉语教育体系。学校先后在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美国南犹他大学和韩国圆光大学建有3所孔子学院，相继建成了“一条龙”汉语教学体系，成为所在国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的重要中心，“十三五”期间，选派汉语教师和志愿者150余名、培养汉语学员13500人；学校注重学生国际化培养，构建了26个联合培养（含双学位）项目、195个交换生项目以及260余个其他交流项目，“十三五”期间，学生赴境外交流共计1867人，教师赴国外访问交流共计827人次，学校长短期国际学生保持在1200人左右。
其四，推进高端引智项目。人才是我们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战略资源，学校十分注重引育国际高端人才。“十三五”期间，通过“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长江学者”“海外名师”等项目，学校引进数十位外国文教专家全职来校工作，并邀请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穆拉德等境外知名专家前来讲学。
高校在中外人文交流中，应在坚守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中担当作为，既要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又要自觉地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体系之间搭建沟通、对话的桥梁，大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萃取精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实现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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