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封成 丁甜
编辑|强家宏
“亚太第一也领到了，世界第一还遥遥无期，我的任务应当完成了，你们谁继续率领公司向前走，我让贤。”
不胜酒力的杨元庆抬起杯子忽然慨叹到，这个意外之举打破了周围人群的欣慰气氛。这是发生在1999年10月23日联想最高层总裁室大会after party上的一幕，地点上海龙华河畔。
联想历史第一次把总裁室大会安排在这个远离总部的地方，意在阐述联想关于未来的迈向。这个after party本不应当这么愉悦，因为早些时侯她们还在大会上争得面红耳赤。
与会的高管旗帜鲜明地分为了两派。保守派觉得，联想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筹谋业绩下降，在市场份额上抢占更进一步的优势，在老路上战胜对手。这样的竞争思维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毕竟联想此时的发展状况也有这样的势头和胆气。
变革派则提出了新的路线，他们认为，此时的联想应当将重心押注于未来，进一步说是押注于未来科技，要加强对科技的研制投入。
20年后，我们再回过头看这样的争辩就变得不这么有意义了。在明天，市场竞争和前沿科技研究之间的鸿沟早已消失殆尽，要想取得良好的市场表现，其研制投入必然会与之对等。
可是回到20年前，一款产品的成功研制足够一个大公司通吃多年的时代，联想面临的路线之争则是整个时代科技公司发展的一个典型写照。
这个大会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party阔别氛围的打开来自于总部临时传来的一条简讯：IDC统计结果揭晓，联想重夺亚太区的PC销量第一。
消息的到来无疑地下降了保守派的信心，一时间所有人开始推杯换盏，纷纷向杨元庆道贺。可是此时杨元庆却表现出了身为领导者的理性，他心中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答案，这才有那句轰动四座的言论“谁能率领联想往前走，我让贤”，其中的苦恼和恐惧不言而喻。
向前走，往哪里走？
同一年，联想创立了研究院，这是仿效国际科技大鳄面临这样发展路径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四年前，IBM创立了中国研究院。在一年前，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微软中国研究院也陆续创立……企业研究院一般被拿来联接科技发展和市场发展，是个折中的方式。
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联想研究院的创立和这个大会的主题有哪些直接联系，只是二者发生的时间点足以让我们描绘出上个时代科技企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企业研究院很难说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式，因为前研技术的研究方向同样存在押注现象，这造成企业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反映到对公司发展的贡献成为一个机率问题。我们见过了太多企业研究院为人类科技发展作出长足贡献，却无法为公司发展提供可靠支撑的案例。
可喜的是，联想研究院表现出了不一样的面貌：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联想研究院除了成功预测出多个技术趋势的到来，并且帮助联想在趋势将至时取得优势。尤其是当下，在产业互联网的风潮之下，联想研究院更是成为联想在此布局的重要装备。
更重要的是，研究院的果实不仅支撑联想自身的发展，还在国家技术进步的层面贡献了重要力量。在过往，他们除了设计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祥云火炬形象，还支持联想支撑了整个亚运的技术系统。
现在，他们的努力愈发意义非凡。在中国正在企图突破美国常年技术封锁的大客机制造项目上，研究院自主研制AR技术却无心插柳般地贡献了长足的力量。这早已赶超了突破技术封锁的范畴，而是一次伟大的创新。
20年的历史，联想发展的浮沉和研究院的战功都应当被记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发觉了联想研究院，一个经历了这个跌荡浪潮的个体，以及他在时代画布之下涂擦的甜蜜故事。这算是意外之喜。
01
“这是毛世杰院长。这是记者。”
他身上漏出微笑，动作很热情。他还在工作状态，刚刚在这间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美国公司派来的同学。联想是一家全球公司，和外国人的频繁接触他早已习以为常。
眼前的这个中年女人看起来比我想像中年青，甚至丝毫没有技术研究人员往年给人留下的呆板印象，头发茂密，有着不符合他年龄的样貌和精神状态。可是，他早已40岁了，仅仅即使是呆在联想的日子，也有18年了。
18年，岁月流深。
在联想，他身居低位，对外的title是联想研究院上海分院教授，计算视觉与提高现实方向负责人。同时，还有数不清的外部title，诸如工大特聘教授，上海科技大学企业导师，中科院上海高研院硕士研究生企业导师……
说到底，他是因为贺志强才来的联想。2000年，履新联想研究院教授刚才一年的贺志强来到了他的母校中交大急聘，这时候他刚才大三。贺志强在台上，他在台下。
这是一场关于IT产业的讲演，讲得很精彩，但是具体内容他早已记不大清了。台上的贺志强说联想要向IBM研究院学习，这是一个很新的方向，所以他就记住了“企业研究院”这一个成语。可就单单一个成语就足以让他心动，几个月后他选择了提早结业，放弃硕博连读的公路，来到了这个发祥于中科院地下室的联想研究部门。
之后，他几乎参与了联想历史上时代变迁重大机遇的所有项目。在PC互联网时代，他是名震一时的联想FM365项目的技术骨干。2008年联通互联网将至，他负责的乐phone应用商店更是成为联想在联通生态端的重要布局。中间几年，他甚至还去上海从零领导研制了军用加固型笔记本电脑。而现今，他所负责的估算视觉和AR领域的研究成果更是为中国大飞机的制造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为公司在产业互联网的布局打开了局面。
然而出了联想，熟知他的人并不是由于他在公司取得的成就，而是他与联想灵魂人物柳传志在网路上的两场“对台戏”。2004年，联想爆发历史上最大一次裁员潮，他的部门9个人，3个人被裁，3个人转岗，最后只剩下3个。他的心中很难过，“有很多感慨，却又似乎哪些都堵在心里，说不下来。”
理科生大多数时侯给人的观感是迂腐的，然而会写字的理科生却极具人格魅力，他们写下来的文字一般具有很强的感性力量，极具爆发力。毛世杰选择把自己的愤慨和困惑全都饱含在这双平日拿来敲代码的手上，伴随着鼠标的噼里啪啦翻飞，那篇众人所熟知的新品文章《公司不是家》就此形成。他以周遭的反例来痛陈这次裁员的冷酷无情，并且直指联想此时业务遇阻并不是职工导致的，“是谁的错？是领导的错！”
柳传志见到这句话稍作停顿思索，这驱使他特地撰写了关于这篇文章的回应，在回应中他对公司CEO杨元庆提出了三点要求：
牢记你的目标，牢记你的责任，进取、创新、突破!此外没有别的出路；
要爱护资源，特别要爱护职工，牢牢记住以人为本；
去打仗，十仗中胜七仗就是优秀的指挥官!
仔细寻思柳传志的话语，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信息：在个人立场，柳传志赞同毛世杰的推论，他还觉得这是对联想充满爱情的人才会写出的文字。但是从领导者的角度，他也不觉得杨元庆的裁员决策是失误的，最后的话语中甚至还富含支持的含意。这是坐的椅子不同带来的认知误差。多年后，已经坐在联想研究院上海分院教授位置上的毛世杰也开始理解当时的决策，他如今不愿再过多提起过去这段经历。
18年的联想经历，让毛世杰成了我面前的这个他。他的位置越来越高，负责的事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同时管的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大。不变的是，他对联想的爱情。2014年联想30周年纪念日，柳传志发了全员电邮，回忆了他在1999年联想十五周年的讲演，并寻问“1978年出生，1999年入职联想的同学应当是不多的，当年被大姐姐大奶奶带着干活的小屁孩一晃早已36岁了，如今大家都在哪里呢？有车有房了吗？日子过得挺好吗？”
这两个时间点让毛世杰认为自己是被寻问的对象，他再度发文回应。他不觉得这是单调的15年，所做的事让他一直有种时代弄潮儿的觉得。他见证了联想这15年“从国外第一迈向国际第一的整个过程，都感受到了剧情的跌荡起伏，以及结果的酣畅淋漓”。
终于，在2019年4月17日的联想Awards Gala年会上，毛世杰获得了联想个人最高奖项“联想英雄奖”。这个奖是授予集团赶超预期并帮助公司更好地向智能化时代变革的先锋。“这个奖项是对我过去18年业绩的认可，现在是我在联想集团的第19年，让我们面向未来”。
这就是联想35年来积累出来的中流砥柱，毛世杰只是其中一员。他们和联想相互依存，互相推动。他们的努力贡献促使联想越来越好，战斗力越来越强。联想也反馈给她们不仅生活必须的面包车和房屋，还有“更重要的是拥有了丰富的经历，保持了活力与激情，在联想实现了精彩的人生”。
一个毛世杰长大了，他又能在他的岗位上带出数以百计的毛世杰们。他们在科技上专研，在业务上奋进，无数个个体的力量汇聚成一股绳，以这些精神支撑联想向更伟大的企业进发。
02
朗朗在联想！
这话挺奇怪的。朗朗是钢琴家，而联想明明是一个科技公司，朗朗又不是联想的代言人，两者那里能联系得上去？可是杨元庆2015年5月28日的微博就是如此发的。点进视频去才发觉，原来是琅琅和杨元庆合奏了一曲，郎朗负责弹琴，而杨元庆则在一旁翻琴谱。
不过，琴谱看起来有些奇特，虚虚实实的，一点都不像真的。看了毛世杰在微博上发的视频完整版才后知后觉，这居然是通过手机投影下来的一个虚拟琴谱！毛世杰在微博上说，“许多努力，就为了这一声喝采！这个手机酷不酷？联想智能投影手机”了解一下。
在毛世杰发的那种完整视频里，朗朗甚至还用这台手机投影下来的琴键弹了一首慷慨激昂的乐曲，引得现场尖叫声一片。毛世杰把这些尖叫声觉得是对这项技术的认可，的确也是。他从2012年来，一直在做估算视觉和AR相关领域的研究。这个手机算是他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这款手机诞生的前一年，2014年，联想手机达到顶峰。依靠联想竞购的诺基亚，使得当初手机出货量总和超过9000万部。联想凭着7.9%的市场份额在中国智能手机厂商中排行第一，全球范围内排行第三，仅次于三星、苹果。
讲到这儿的时侯，他形成了惋惜之感，“联想其实总是起了个大早，赶了晚集”。联想的智能机布局十分早，早到2006年全是功能机的时代。这年的联想研究院技术战略规划大会就确定了智能机的方向，紧接着一个专攻智能机内部命名为“Beacon”的项目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办。
这是一款基于Lunix的下接鼠标的智能机，看起来真酷炫。他躺下去给我找典藏的这台机器，就在办公桌对面的储物柜上面。
这个衣柜是多么熟悉啊。就是这个衣柜，他把自己做过的产品样品都保存在这上面。坐在办公桌上埋首工作的他，累了就起身瞧瞧这衣柜上面珍藏的物件，立马就认为精力充沛。这上面的追忆实在太多太多。
回到椅子上，他回想起联想的一些旧事。“阿梅里奥对联想的战略是有很大的破坏意义的，因为他不会去看长远”他忽然来了如此一句。
他不喜欢阿梅里奥。这个德国来的职业经理人把智能机这么有前景的项目经费压得太死了，惨到哪些状况呢？可以这么说假如没有贺志强的私下支持，这个项目估计早就夭亡了。他认可杨元庆。从过往经历里，他发觉“杨元庆当CEO，就永远坚定投资联想的未来。”
除了杨元庆，他还很敬佩贺志强，“老贺的Vision在哪个时代是非常领先的”。移动互联网正式将至，在2008年的一次内部大会上，贺志强给联想研究院划出三条明晰的业务线：操作系统、乐Phone和应用商店。
这样早且建立的联通互联网战略布局，使得联想取得了先发优势。联想除了最早做智能机乐phone，而且是国外第一家用上安卓的厂商，针对最早版本的安卓，他们做了大量更改和建立。联想开发出的“四叶草”交互方法，至今还被好多用户所想念，这个工作量无疑于重做了一套操作系统。最重要的是，PC厂商的经验还让联想最早考虑到了联通时代的生态体系，他们还决定了要做应用商店。
好景不长。随着安卓的优化和发展，联想的操作系统业务深陷了一种注定会衰落的命运，毛世杰把这场会战的失败总结为，“一个很伟大的梦想没有实现好”。手机业务原本算是联想的老本行，可是在中间几年却在市场战略上摇摆不定，推出的手机产品参差不齐，甚至连毛世杰都一度弃用。
他叹了一口气，我明白这是对联想丧失的联通时代的慨叹。一手好牌如何就打成了这样？操作系统且不必说，怎么连智能机乐Phone业务也这么不顺。他后来自己总结了缘由，乐phone的产品定位，产品设计理念都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在于品质把控没有跟上，导致了初期下来产品质量特别差。他说道，“我们一帮读博士做research的人去鞋厂盯的，这能行吗？”
匪夷所思，硬件起家的公司会在供应链上出如此大漏子？
有点起色的是应用商店，这个一开始阻力最大并且零经验的项目，这是他从没有想到过的。阻力同样来自于内部，在那之前联想在PC时代的硬件过分成功，他们的机器总是能卖得挺好，他们从来就不会去进军软件应用层面的市场。所以，当应用商店项目确定后，内部很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要做应用商店？联想能弄成软件生态吗？在贺志强主持那次大会上，就有高管就直接质问毛世杰“你能保证应用商店上线的时侯有200个应用吗？”
此时，毛世杰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的心中同样没有胆气，只能默默把200个应用定为自己的目标。他面对的现实是，此时联想内部连软件合作合同都没有，之前的几乎全是硬件采购协议模板。他立刻做了两件事，一个之前在Intel负责芯片设计的工程师被安排来负责财务文档联想手机北京维修点，另一个出身于谷歌的工程师则被要求来研究软件开发合作的法务文档。
他脸上微微攀升，此时坐在我面前椅子上的他追忆起这段经历时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要知道，微博、优酷这种联通时代的著名产品第一款安卓APP几乎全是基于联想应用商店的sdk合作开发下来的。
他声音越来越大，这间不大的办公室瞬间饱含了吵架。就是在这间办公室，他和2018年赴美上市彼时刚注册公司的乐逗游戏CEO陈湘宇谈论联通游戏应用的合作，并且促进了联想乐基金投资乐逗游戏。彼时还没注册公司后来被阿里竞购的豌豆荚创始人王俊煜找上来和他商量合作事宜。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那个被他安排负责财务的芯片设计工程师常常向他汇报工作，那个人叫仇俊，就是在2017年就早已手握12亿用户下载量的茄子快传的CEO仇俊……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的努力没有枉费。2010年，联想举行了第一届开发者会议，联想乐商店即将上线，里面外置1000多款应用，国内做安卓的人几乎会全都到场了。
他长舒了一口气。
03
2012年，他在联想研究院上海分院推进了两个项目。
一个是AR眼镜，要知道当时没有AR这个成语，连你们熟知Google AR眼镜都是要到12年年末才发布的。
一个是智能投影手机，就是杨元庆翻虚拟琴谱，朗朗弹虚拟钢琴的那款。
这是定位明晰的两个项目，前者致力探求下一代硬件革命，后者则期望改变智能机的交互方法。
这就是从2011年底毛世杰开始接收以来联想研究院上海分院所必须要做的事情，去探求未来5-10年技术上可能发生的变化。结合当时市场状况，他须要回答的问题是“智能手机以后是哪些”。
他的第一个命题来自于杨元庆。从款式千变万化的功能机时代跨越到智能机时代，杨元庆觉得智能手机的形态一定会有一些变化。至于如何变，他则把问题抛给了毛世杰。
按理说，这样一个很虚的前瞻性开发性问题，不会有人赶拍着胸膛说自己是对的。毛世杰却很自信，他想了很久，再找到杨元庆汇报，“我认为智能机只是这个样子了。现有的交互方法情况下，只能追求屏越大，屏占比越大。要想取得突破就必须要改变交互方法。”毫无疑问，后来的发展趋势的确印证了他的说法。
基于估算视觉的两个项目纷纷上马，进展突飞猛进。2015年，智能投影手机发布，朗朗和杨元庆一起在台上展示了这款拥有全新交互方法的智能手机。他在台下很高兴，在微博上写下“许多努力就为了这声喝采”。
同时，他还有一点小失望，他心中明白这款手机注定只能逗留在舞台上，这场发布会只是为了向外界展示联想的技术实力。在那之前，他早已作出了好多努力，找了无数的代鞋厂，从大陆找到日本找到台湾，始终没有人解决这款手机的量产问题。这多多少少有点悲情的气味，辛苦多年做的产品，大家都认为挺好，可是就是造不下来。
后来，他们换了个思路，将这套交互系统和规格大一些的耳机结合了上去，诞生了一台能投影屏幕的智能耳机。同样，联想为这款智能耳机举行了一场发布会，联想历任CTO芮勇和一个小女孩在现场演示这个产品交互的独特性。
但凡看过这场发布会的人，都会被这个耳机所吸引。在桌上光影组成的投影屏幕是多么好看啊，这块屏幕可以帮助小朋友书法，这个屏幕可以辨识现实的物品，这个屏幕能让人感受到我们正在奔向科幻片中的场景进发。发布会后直至现今，越来越多的人都曾找上来想要跟她们合作这款产品。
他虽然甚少在公众场合吵架，不过即使如今提起来，他一直有一种咬牙切齿的觉得。他给我翻了当时的朋友圈，他想不通一家全球著名的日本公司如何会这么可耻。事件的起因是联想手机北京维修点，他们找到索尼来为这款音响贴牌镜头模组，索尼来的代表就坐在我坐的这个位置。结果不久后，索尼就发布了一款几乎一模一样的产品，“我们就这件事告它绝对以告一个准”过去那么久了，他还是有点不服气。
时间来到2018年，联想流年不利，外界指责声音不绝于耳。
首先是资本市场的遭重。从年初开始，股价持续走低，创下2011年以来的历史新低，股民纷纷质疑联想是“最垃圾的科技股”。同时，市场分析师也在疯狂踩盘，财新报导，彭博排名前十的剖析交大多建议投资者卖出联想。
到了5月，港交所又发出了将联想踢出恒生指数的公告，这早已是联想历史上第二次被踢出恒生指数。这直接造成了联想成为恒指市场上被沽空最多的一只股票，根据金融咨询公司IHS Markit的推测，最危险的时侯有13.8%的联想股份被破位借出。
接着是外界舆论的围攻。网络上有人故意翻出了两年前关于5G标准的投票风波，不明所以的群众民族情绪被燃起，进而直接引起了2018年中国互联网上最大的一次全民讨论。面对嘘声，早已隐退的老同志柳传志不得不出山，以视频讲演的形式向公众陈述个中原委。
危机过后，联想虽然身陷了一种“怎么做都是错”的误会困局。参与日本“双11”黑色星期五因折扣力度过大，导致被冠以“国民良心想”的名头。杨元庆接受专访时说了一句“联想不仅仅是一家中国公司，更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就被某些媒体恶意剖析为“联想CEO：我们不是一家中国公司”……
这是十分怪异的一年，外部的舆论危机让人觉得联想这家企业不行了，然而在企业内部却呈现出一种别有洞天的景色。
2018年11月6日，珠海航展。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与联想集团研究院签署AR技术应用战略合作协议。中国商飞是施行国家小型客机重大专项中小型飞机项目的主体，也是统筹干线客机和支线飞机发展、实现中国民用飞机产业化的主要载体。
签字落下最后那一笔的典礼定格在夏天，但是联想研究院与商飞的结缘，要开始得更早。商飞之前根本不知道联想在做AR这个事情，和外界一样，他们觉得联想就是搞笔记本的。
联想PC品牌概念太强了，研究院根本不为人知，研究院的技术更是匿影潜形。在此次对话中，毛世杰前后有3次抒发了类似的场景：客户跟研究院接触以后才晓得联想有那么多核心技术。
去年秋天的时侯，热气穿透楼顶、墙壁和地板，上海，2018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毛世杰这支非常的团队，搞了个展会，商飞也在现场。毛世杰派了一个人现场演示了一下联想研究院的AR技术，商飞听到后颇具兴趣，脑海中冒出一句：就是它了。
然后就是视察研究院，接触研究院，与联想研究院谈一些具体合作。商飞最初抛出的困局，是客机内部接电缆，在当时的技术环境和你们的普遍认知里，“这是最有挑战的事情。”
“你们如今的技术肯定做不到。”开始的时侯，商飞对联想研究院还持有怀疑，还主动拉来另外两家，希望与毛世杰她们合作完成，算是一个留后路的Plan B。但是在后期，商飞某种程度上是被惊呆了，这个“惊”解释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气愤，与震撼。
飞机制造须要特别多的零部件、线缆组装，一般大飞机生产线在商飞都须要起码几百号职工。就以插电缆头组装为例，一般是两人一组，可能有十几个小组。而插座只是其中一个项目，类似的项目超过20个，每一项都费时吃力。
航空插座是密密麻麻的孔，线缆好多，三人中的一人专门查无数条电缆其中一根电缆的编号，并得出结论它应当插在那个孔上，另一人要去实际端口位置把孔的位置找到——用肉眼，从密密麻麻的孔中找到一个。而这个插槽不足两毫米，比马蜂窝要密集细小得多，肉眼无法可见。三个人一组，最后一人便是确保位置的争取性。这些生产线上的工人也很快须要调班，以免疲劳出现失误。
而相同的电缆，在一架客机上，有成千上万条。
商飞不是不想智能化，而是觉得智能化的精确度，到不了这个程度，只能维持这样的工作模式。
这时候，毛世杰给她们提供了AR技术。只须要一个人，拿出一根电缆，通过AR眼镜，用插口扫一扫，相应的端口上都会显示出配对的孔的实际位置。“戴着AR眼镜，图纸就全部标示下来了，每个电缆从哪拐，怎么接，就十分简单。
这就是技术的力量，看起来像悬疑连续剧一样。从火神的奴仆、拉比的魔像（golem）到木牛流马，我们从来没有放下过有一种造物能取代自己从事机械繁杂的农活的期盼。但是在明天，比起重复，可能我们更需要智能解决的困局是——复杂。
当全部装完之后，又可以通过AR眼镜来检测，有没有差错与遗漏。以往，在安全性上，一根线插起来后又断开是有一定几率的，所以通常客机的操作流程是插进去之后又拔下来再插，保证电缆不会掉落。AR眼镜同样能视觉辨识这个动作有没有必要，或者说有没有做，从而提升客机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后来，联想研究院与商飞的合作越来越频繁，领域也越来越大。比如第二代晨星AR眼镜，微软的同款产品太厚实，他们就提供轻便的。比如5G，商飞的整个园区都布好了5G，联想就用5G做远程视频协助。
这才有了商飞与研究院签战略合作协议那一幕。11月的广州，当时的天空还有歼20掠过的痕迹，从这儿，可以看见旁边的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回归那一年，1999年，联想研究院创立的。
除了帮助中国大飞机的制造，联想研究院的AR技术还无意间闯进客机修理的行当。毛世杰曾做过一个演示，他在舞台上带上了晨星AR眼镜。舞台中间摆着一台完整的飞机发动机，金属质感很强。而在他的视角里，一个根据现实影响的数据模型开始构建。他的手指稍为动一动，这个模型立刻能够被有序拆解，然后迅速定位故障问题，再通过专家连线的实时指导。用他的话来形容“每一个人都能轻松修客机”，这话有点夸张，不过台下的我们仍然惊呼于这科幻片般的场景。
现在就AR技术，他们早已收获了好多顾客。回望过去几年毛世杰的所有经历，简直如同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故事。他们在技术上想方设法的探求，中间遭到了无数磨难和指责，但是却在2018年这个联想历史上境况最为不妙的一年，他们坚持了多年技术总算开始充溢出光芒，开始被人所认知。
这一年，大小大鳄都觉得联通互联网的红利早已过去，未来的机会是B端，是产业互联网。作为技术研发者的毛世杰其实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他们每一天所做的努力都是如何在技术上更进一步。2018年这个时间点，让她们意外地探进了产业互联网的世界里，这项一开始致力改变C端交互方法的技术却被发觉在B端有更深层的应用，意义更为重要的应用。
在2018年年尾，联想的股票反向拉出了一条下降的弧线，市场正在重新认识这家科技公司。
04
时隔几年后，毛世杰的手机再度换回了联想手机。他说，联想手机正在渐渐寻回当初的觉得。他还拿上去特地向我展示这款手机的升降式镜头。
临走时，他又一次给我看了他陌陌里刚收到的图片，图片上柳传志正在参访她们造客机的业务场景。这是临走前刚发生的事，说来有点巧合。
他和柳传志在网路上两次呼应，不过在现实生活他直接向柳传志汇报工作的经历却只有一次。此时他应当会想起那种名叫“007”的联想非常小组。
在2000年日本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奥运的全球赞助商IBM机器出了问题，甚至要人工手抄成绩，弄得IBM与国际奥委会都很狼狈。联想才能接续了不起的IBM的位置吗？而当时的普遍情况是，欧洲人不信任联想。都灵冬奥会奥组委的CIO (技术部主任) Ariko Frskury ，甚至很直接地说过：“联想？我做这行二三十年了，没听说过大家这个公司。”
距离2008年还有7年时间，于是，联想IT服务版块负责人俞兵与乔健，商量了一下，有了“詹姆斯.邦德”这是联想“007”的由来。和影片原型里的007一样，这个项目也是高度机密的。内部评估分了两个小组，一个是财务组，一个是技术组，毛世杰是技术组成员之一。
那时候，为了全运这件事，毛世杰和服务器小组的周操，还有PC部门的王磊，三个人一起去了英国利物浦进行测试评估。奥运会总集成商的实验室在哪里。
9月30日，毛世杰生平第一次出国。座位上方的禁酒指示灯和安全带指示灯同时亮起来的时侯，大型空客开始加速，在跑道尽头腾空而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八千多公里外的澳大利亚。只是，10小时50分钟后客机降落在巴黎机场转机，“服务器那哥们却被扣下了”。
安检照过去的时侯怀疑周操是恐怖分子。服务器的线太多，周操随身带的电缆线、硬盘……都被海关给查扣了。法国人发不出“周”的音，就四处叫“操”，“操”，“操”叫了好一会儿，毛世杰她们才听下来是叫周操，赶紧把他给找来，结果“一找来就给扣了”。毛世杰回顾当时德语创造的那个英文语境，很逗。
后来在斯图加特的一个月，毛世杰和团队其他两个人天天测试环境。都是极限测试，中间出现过起码两次故障，把她们吓得满身惨白，赶紧看怎么回事，哪里有问题，是不是联想的服务器承受不了，后来对方确认是她们的软件问题，不是联想产品的问题。
回来之后，毛世杰第一次和柳传志一起开会。
毛世杰年青，有一点胆小，或者说是慎重。得出的推论是联想要支持奥运会系统，技术风险还是很高，因为“联想服务器没有经历过亚运级别的考验，但凡是系统出了任何故障都是影响特别大的事情。”而财务组的推论也是，奥运这个事会烧毁好多钱，会影响到未来两三年的报表。
但是柳传志对着报表判定许久，还是坚定地要成为全球赞助商。老柳认为，中国人第一次办亚运，没有中国的顶尖赞助商太丢脸，联想必须去做这个事情。“我们竭力做，保证质量，如果真的出现了事情，做不好，我们被他人骂，我们低个头道歉。” 杨元庆也在哪个会上，后来联想就成为了08年奥运会TOP赞助商中惟一一家中国企业。
和国际奥委会签字这天，杨元庆笑着说：“这是一个历史时刻，我不能用这支笔来签。我要找支有意义的笔来订立啊!”他们在联想最大的会议室3408开了一瓶日本Remole，最后签字的那支笔是江诗丹顿。
2008年8月8日晚上8时整，北京奥运会即将闭幕，最终燃起圣火的那支祥云火炬，也是联想集团设计的。整个奥运会期间，在计算机领域，联想负责了全部的信息系统，所有PC、服务器都是联想提供，“奥运会不许用别的品牌，都是联想的”。
没有让柳传志沮丧，联想支撑了2008北京奥运会信息平台，零失误。
这件事让毛世杰感受到了联想的力量，而现今他所在的研究院更是联想力量的未来支撑。中间他有很多机会去向财富、向名誉更进一步，但他没有过丝毫动摇。他的心中只有技术，只想看更新的东西，这才是他想追求的东西。
坐在这间办公室里，他经常会想起自己刚进联想时的场景。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三五个小伙伴就聚在一起，PK编程能力，多线程访问公司主页瞧瞧谁的访问速率最快。一群Geek紧张而激烈地敲击按键，电脑屏幕上全是一些看不懂的数字和字母组合，神秘地反着微光。有一回夜晚，毛世杰和团队里的几个年轻人又PK嗨了，直接把公司网搞挂，拒绝访问，瘫痪了。
这个场面，似曾相识。好像《社交网络》里的那五六十个出席笔试的程序员围坐成一个半圆形，一边抽烟一边比拼hack服务器一样，诡异又疯狂，认真又剌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