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日本更被视为一个国民性特征异常鲜明的国家，那么，日本的历史发展又是如何影响日本的国民性特征，进而影响全体国民的心态、倾向和思维模式呢？
无论经济多繁荣，也无法消除日本人的危机意识？
作为一个典型的资源不足、自然灾害频发的岛屿国家，日本国民性中首先非常显著的一点就是强烈的危机意识。
并且，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危机意识似乎并没有因为上世纪日本的经济飞跃而得到扭转，这其中唯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日本人的危机感早已根深蒂固，不会因为外界环境里积极有利的一面就影响他们的主观感受，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意识到危机并且解决危机远比“享受当下的快乐”重要。
很多学者在经过研究后更加相信，当代日本人的危机意识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尽管日本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日本人却永远喜欢把“危机”挂在嘴上。
一般认为，日本人的这种危机意识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这些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在语言表达方面，日本人喜欢用一些暧昧而模糊的语言来表述“危机”或者类似的意思；在日本的大大小小学校里，最频繁举行的活动就是各种形式的安全演习，让日本人可以从小就掌握应对危机的办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过近代的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带来的民族危机后，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却有增无减。
比如，直到现在，日本人仍然可以说是对于经济不景气最为敏感的国家，一旦日本陷入经济不景气，那么国民的反应往往是非常快速而强烈的，他们会立刻大幅度缩减消费，这已经成为他们在应对危机时的一种本能。
日本人永远是匆忙而无法“驻足休息”的，哪怕在东京或者大阪最繁华的街道上，人们也总是会看到日本白领们行色匆匆快速走过的画面这里，没有悠扬的田间小道，只有沙丁鱼一般人挤人的道路，而在欧洲，哪怕在商业区，不但人们走路的速度会慢很多，他们的那种“边走边看”、乐在其中的感觉也是在日本人脸上很难能看到的。
日本人为何不喜欢跳槽？源自“武士道精神”的忠勇观念
提到日本的民族精神，便不得不提著名的“武士道精神”。可以说，武士道精神绝不是一纸空谈，也不是在久远历史中遗留的产物，而是实实在在对日本的国民性有着极为显著影响的一种思维方式。
武士道精神最初来源于日本大化改新之后，加之到了平安年代中期，摄关政治盛行，一些庄园主开始培植自己的武装力量，武士阶层因此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
到了1192年日本正式开设幕府，意味着武士阶层已经进入了国家的权力中心。但另一方面，君主也非常强调武士的忠诚度，因此，在武士道精神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日本另外一个非常鲜明的国民性特征——极度强调“忠与勇”的民族共性。
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核心是“忠义勇武”，在日本的各种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关于武士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武士道精神的故事，并且，这些武士最终会作为正面形象的化身而受到高度的讴歌和赞扬，这就是日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同样，在现代日本社会中奉行严格的上下级制度，强调尊卑贵贱，这些都在日语的日常表达中有着直接体现，这是任何日本人都难以打破的界限。
这种武士道精神对于日本现代社会仍然有着很深刻的影响。在日本的职场中，人人纷纷信奉“一生只为一家公司效忠”的宗旨，在公司里，无论他们是否得到领导赏识、收入是否理想、发展是否顺利，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不会产生换一家公司的想法。
相反，他们会坚定不移地在这家公司继续奋斗，努力寻求老板和上司的认可。
另一方面，那些经常改换门庭的员工则往往会受到排挤和嘲笑，认为是工作不敬业、不合格的表现。
当然，很多观察者也认为，日本人的这种“武士道精神”经常被一些企业管理者拿来当作一种工具、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是见仁见智，但强调“忠勇”的这种思想无疑对日本的国民性有着潜移默化并且非常深远的影响——早在小学阶段，日本人便会受到类似思想的灌输，并且这种教育会一直持续下去——你必须学会奉献和牺牲，这是“武士道精神”的精髓。
日本人的“集体主义”：你可以不出色，但不能脱离团队
1603年，德川家康被封为“征夷大将军”，开启了德川幕府的统治时代。德川幕府的统治非常强调绝对服从性，在那个年代，逐渐形成了一种倾向——任何个体一旦脱离了共同组织的原则，便往往会受到集体的孤立，因此这一阶段的历史进一步强化了日本人骨子里的另一种特性——“集体主义”特质。
这种“集体主义”，不同于西方国家盛行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强调团队胜过个人的价值观。在日本的校园里，大批学生往往会簇拥在一起前进，这种场景比比皆是——日本人非常喜欢把自己置于某个团体中，寻求在其中的归属感——你可以不出色，没有特长，但不能脱离团队、没有伙伴。
在日本的电影、动漫等作品中，充斥着对武士道精神、樱花精神、奉献精神、团队精神等的颂扬，极少有美国大片中那种对于个人英雄主义的大书特书——服从性、集体主义和忠诚性，或许和危机意识一样，也是日本人为了适应生活环境而必须做出的选择，无论这种选择是否是有益的。
每一个国家的流行文化，注定会有其文化成长并传承的土壤，对于美国人来说，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作品会唤醒他们心中对于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渴求；在阿根廷、厄瓜多尔等拉美国家中，则在竭力颂扬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如何在逆境中生存并且扭转局势，这同样是他们生存的真实写照。
与之对应的是，在日本的文化市场，带有强烈治愈和疗伤色彩的作品往往大受欢迎，同时，日本人似乎也有一种对于极端和“畸形”情感需求的偏好，这一切，似乎都可以归结为：
日本人的生活压力实在太大了，他们骨子里的危机意识、个性的压抑和精神恐惧一旦“溢满”，就必须得到疏导的渠道——既然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进行缓解，那么就只有在另一个世界里构建完美的精神乐园。
就好比日本的男性上班族会在下班后去“酒馆”聚集一样，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消遣，烂漫的樱花、遥远的富士山、千奇百怪的动漫乐园....这些都是他们的一种寄托。
美国学者本尼克特在其著名作品《菊与刀》中指出，如果说西方人是有一种“罪恶文化”的话，那么日本人则有一种“耻辱文化”——日本人非常重视自己在外界心中的形象，他们无法脱离别人的眼光追求自己的生活，他们最在意的往往是别人怎么说、怎么想，并基于他人的判断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最终的目的无非是换来别人的一句认可与赞美。
其中，从宏观角度讲，观察日本的整个发展史，他们都在奉行一种不打折扣的“拿来主义”——当中国先进的时候，他们就去学习中国，当欧美等西方国家先进的时候，他们就去学习西方。
在“拿来”的过程中，他们秉承着强烈的“空杯心态”，会不惜放低自己的尊严去进行学习，但同时，他们也不会停止“改良之路”。
这些在日本明治时代学习西方的热潮中有着很鲜明的体现——日本人对于自己所处环境的缺点和危机有着很清楚的认知，出于这种危机意识，他们始终督促自己“见贤思齐”，最终目的也无非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更好地应对危机。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总结出日本国民性特征形成的地理因素、历史因素、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资源匮乏、孤立无援的“岛国环境”让日本人天生不可能拥有富裕的资源，随时随地可能面临来自大自然的威胁，因此，他们自然也不可能拥有安全感。
在长期的生存、发展过程中，日本人发现，“抱团取暖”是应对一切挑战的最好方式，但另一方面，当社会组织逐渐形成，统治者必须依赖其他力量才能维系自己的地位，“武士”阶层应运而生的同时，对于“忠与勇”的强调也是维持这种平衡的关键。
二战以及战后的一系列事件让日本人的危机意识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民性特征的形成也就不会令人感到意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