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历史走
“如果美国国家公园的自然壮阔彰显着荒野启发的勇气和追寻自由的精神，那么我们中国那些数不尽的绿水青山是不是成就了千百年来人物的钟灵毓秀？”这是何思源在日记中写下的一句话。
何思源说，文化附着在自然生态和景观之上，这是我们的突出特色。
当她第一次看到湖南南山那片23万亩的草场时，她感到很惊喜。“八十里大南山”开阔的高山台地海拔上了1700米，红军长征曾从那里经过。长征所经之地，想必都不是什么轻松穿越的障碍，当年的南山，当然也不会是这样有模有样的南方大牧场。1934年9月10日王震、肖克的红六军团历经艰险跋涉至此，被眼前迥异于高山峻岭茫茫沼泽的死亡迹象震撼鼓舞，立下了胜利后一定建立一个大牧场的誓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探索，70年代逐渐发展成了现代化草场，经营至今。这片草坡不只是草坡，还是一片注入了历史叙述的文化景观。看着它，何思源明白了什么叫跟着历史走。
名山大川在中国人眼里，不仅仅是一种自然风貌，而且还有很多精神附着在里面。
何思源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何思源：“国家公园”并非都远离城市
“国家公园来了，我们能马上去穿越吗？”“当地居民怎么办？”……国家公园来了，网络空间的诉求反映了中国人对自然的强烈向往。
在网上，有一位热衷于向公众进行“国家公园科普”的年轻学者，她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何思源。她自2015年起参与到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研究的项目中，去过国内外许多国家公园以及试点区。从2019年至今，她陆续回答网友提问百余条。长江日报读+近日采访了何思源，为我们近距离科普。
置身中国数不尽的绿水青山中
2015年，何思源在英国剑桥气候变化对策研究所的一个项目刚刚结束，她的一位师姐发来一个链接：“世界自然基金会有一个项目，有关中国国家公园的，你可以试试。”
何思源看了看招聘宣传，立刻被吸引住了：“我本科学的地理科学，研究生和博士都做植被生态研究，野外去过内蒙古、藏区、华北、新疆等地，但很少做‘人地研究’。”这是一个有关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研究的项目，她认为这个机会很好，可以把个人的乐趣、专业全情投入到寻找和保护大好河山。投了简历不久，她便回国了。
也正是在何思源回国的同一时间，2015年5月18日，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提出，在9个省份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发改委同中央编办、财政部、国土部、环保部、住建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旅游局、文物局、海洋局、法制办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我在最初并未认识到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抓手，但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需要情怀和坚持的长期性事业。我曾以为经济发展为先，生态保护何去何从还未知。”但投入到项目之后，何思源惊喜发现，那些曾经在她看来遥不可及的顶尖学者、政府决策者、地方管理者、热心参与者聚在一起，与她同行，皆为同一个目的。
让何思源惊喜的不止于此。项目持续两年多，何思源和团队的同事们去过许多试点。“我自己去过6个，包括还没有通过试点的。”普拉措、祁连山、三江源、武夷山、南山……走的地方越多，何思源越感受到什么叫“地大物博”。
三江源的一个傍晚，何思源和一群人在山上走着，随意地四处打量。忽然间，众人目光被远处一景吸引：一只羊被两匹狼堵住。“肉眼清晰可见，狼是怎么撵羊的，羊是怎么跑的。”何思源突然意识到，人在自然之中，只是非常渺小的存在，在国家公园里，“人”并不是“大写”的。在他们走过的路上，经常能看到小动物突然蹿出来，或者从岩石里蹦出来，并不在意“人”的到访，也并不觉得“不平等”。“而城市中，‘人’是大于一切的。”
何思源去过的国内外的国家公园并不算少，但参与这个项目以来，才发现有那么多壮美河山不曾见过：“置身中国数不尽的绿水青山中，反而更加能反思文明的喧嚣。”
“国家公园”是一种被竞相学习的理念
“‘国家公园’是一种被竞相学习的理念。”谈及“城市”是不是国家公园建立的限制，何思源提到了伦敦。
2019年，《伦敦国家公园城市宪章》颁布，同时在各大媒体上，伦敦被称为“全球第一座国家公园城市”。“它有个比较核心的理念，说要让城市变得更绿、更健康、更狂野，也更公平，在城市中构建人和自然的关系。可以看出是借鉴了‘国家公园’的理念，它更加强调城市本身不是一个干巴巴的、钢筋水泥做出来的东西，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何思源曾经为201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写过一篇文章《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她认为，任何一个城市的构建，其实都离不开自然功能，不要一提到城市，就认为它是一个跟乡村对立的地方，城市也能有美好星空，有甜美空气，有丰富的野生动物。
“前几个月，我看到一则新闻，说北京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首都之一。”何思源介绍，很多人以为北京是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以为它生态不行，但其实每到春秋季节能观鸟，很多鸟会留在北京过冬，北京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栖息环境。“冬奥会在即，你会发现北京要山地有山地，要草原有草原，还有很多大型公园。即使在北大，就有个自然保护小区能看到很多野生动物、鸟类。北京山林也有很多猫科动物，我住京西，偶尔也能看到松鼠、花栗鼠、黄鼬。”
“1832年的时候，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对当时美国西部大开发、印第安文明、西部荒野、野生动物很担忧，他就提议，能不能由政府设立一个‘国家公园’，能够自然体现这个地方的原生状态。虽然1872年成立的‘黄石’是第一个国家公园，但是从国家公园管理理念来讲，美国红杉国家公园比‘黄石’更早。‘红杉’当时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州立公园，后来成为国家公园比较晚，它是由林肯总统签的。”
何思源认为，“国家公园城市”很可能是一种城市营销理念，“但我觉得，这也说明近两百年前‘国家公园’的理念，正在唤醒城市多功能性。现在有多少人能坐在开阔的果岭上喝杯茶，花几个小时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散步，聆听清晨公园里的鸟鸣？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我们最初的目标是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我们太忙了，无法享受生活。”
【访谈】
国家公园不都是荒野式
读+：也许是因为早些年电视、报刊的影响，一提起“国家公园”，很多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认为国家公园应该是那种荒野式的、没有居民的样子，甚至一些图景已经定格在脑中挥之不去了。“黄石”究竟是不是我们的范本？
何思源：可以理解这种刻板印象，美国就是国家公园诞生地，黄石国家公园是最早设立的国家公园，宣传意识也很早，所以它名气一定最大，影响了很多国家。要让大家抛开刻板印象是比较难的事，需要做大量科普。
最早建立国家公园是想塑造一个共同的精神。因为北美那里是移民国家，人心还比较涣散。寻找一个精神寄托，目的是把移民者的爱国心唤起，让人民铭记美国精神和意志的来源，寻找身份认同，思考生活意义。于是想到用开拓创新的荒野精神示人。所以你会发现，美国国家公园最初建立在洛基山脉这一带。那是一片辽阔、荒凉的地带，因此西进的拓荒者的精神、荒野的浪漫更加凸显了。那时还强调，大家、子孙后代都要去享有。这是美国用心塑造且塑造成功的形象。所以大家普遍会觉得，国家公园就是那样的，就是在那种地质上的，就是那种夏天的景观，就是那么辽阔。但我去黄石国家公园是一个冬天，当时游客非常少，看到的野牛群、野狼还有地热烟气袅袅的样子，感觉同我在宣传上看到的夏天景观是有很大区别的。
其实随着保护的发展，连美国自身的保护理念也是在不断变化的。黄石国家公园也只是美国国家公园体系中的其中一种，还有文化的，自然的，历史的。2016年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100周年，他们当时有个活动，叫做“亲近你家周围的国家公园”。意思就是，不要老想着远方才有美景，就去离你家最近的国家公园。打开美国国家公园官网，你可以看到四百多个国家公园成员，有大有小，有出名的也有不出名的。比如说自由女神像国家公园，还有以雪山著名的西雅图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都是美国国家公园成员。普通居民开车一两小时就到了。美国还有保护荒漠生态系统的国家公园，比如西部的大仙人掌国家公园，印度的沙漠国家公园也是如此。
欧洲很多国家，比如英国的国家公园，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型生态系统保护的国家公园，更多的是“景观保护”，按照国际标准应该属于“风景/海景保护地”，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比较久，所以形成的国家公园更贴近“田园风光”。英国的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中描写了丘陵山地、放羊，当然它也有很多自然景观，但更多的是“人”这个要素。我在英国时，去过湖区国家公园、约克郡谷底国家公园、布雷肯比肯斯国家公园等，坐着火车去就行，非常有田间乡下的感觉，我还不小心跑到人家羊圈里了。乡村和自然景观融合得不错，这是英国国家公园的一个特征。也让我意识到，国家公园不一定就是美国荒野那个样子。
我在英国读书时，组里的一位老师是研究政治生态学的，他了解非洲那种在殖民贸易体系下建立的国家公园，比如说赛伦盖地国家公园，那里拥有著名的草原动物大迁徙。背后其实就是粗暴地把人赶走，就是要看野生动物，给欧洲游猎者打猎的机会。包括南非的国家公园，也是对人的隔离。但那些地方原来就有原住民，他们怎么生存呢？还有日韩，显然都是人口非常稠密的国家，又该怎么建自己的国家公园呢？
人多是我国基本国情，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共生是我们的特色，文化附着在自然生态和景观之上，既有精神层面认知，也有建筑实体的表达，虽说不是中国的独有特色，比如亚洲、澳大利亚、非洲都存在，但也是我们的突出特色，很成熟。
所以我和同事在讨论时也发现，风景名胜区是很难归类的。因为中国的名山大川在中国人眼里，不仅仅只是一种自然风貌，而且还有很多精神附着在里面。所以我认为这些东西是值得传承的，也是能唤起爱国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
国家公园在美国诞生，理念一直发散到世界各地，它从来都是跟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结合在一起的，大家都在各自探索，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特色，国家内部也各有不同。所以我们谈国家公园体制建立的时候，老拿美国当范本肯定不太合适。只能说，一些国家生态完整性和对人的行为的管理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让山水林田湖草永存，关键还是管理人
读+：国家公园体制建设，难点到底在哪里？有一些地方百姓提出了异议，一般是什么原因？
何思源：我在祁连山调研的时候，追着转场的牧民到夏秋牧场，在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团团围坐着牧民们。乡镇干部对民众生计的诉求一清二楚，每问都讲事实、摆道理。分散访谈时，年轻牧民显然更加无顾忌，打破了我进入研究前的一些关于观念的预设。其他年龄层对搬迁、补偿和产业发展的理解，也扩展了我对牧区的认知。随着调研的深入，我看着牧民们的表情，从严肃甚至忧虑，到笑意浮上眼眉，让我觉得交流实在太重要了。
不得不说，生态系统有了“人”实在是太复杂。让山水林田湖草永存，关键还是管理人。怎么管理人，一要知生态，二要知人心。前者用科学尚能解决，可后者，难！
自然资源局会提及经济和入口社区，交通局对保护地基建的修缮养护产生疑惑，文旅局会感叹资源如何在全域旅游中协同生态，农牧局会思考保护地内外养殖发展道路，发改局从区域规划、减贫、产业发展、生态修复等社会、经济、生态诸方面全面提出项目需求，住建、民政、财政还有各乡镇，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
虽然我不生活在那里，但绝对不能说“外行话”，发表着不冷不热的“高见”，拿着“科学”但当地人看不懂的问卷。从植被生态研究转入人地关系，我就越发觉得这学问真难做。走到基层，我才知道生态和经济协调在学术文章里太轻而易举，政策好，落实难。
还有一个例子是武夷山。它是典型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共存，“儒释道”都有，茶文化也很著名。在那入户调研时，我发现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不同，诉求也不同。有的是不能再开山种茶、不能再砍毛竹了，或者说不能再靠旅游项目赚钱，还有一些准备投产的企业不准办了，还有的是长期生活在自然保护地附近，原来可能在老区，现在要换一种管理，他觉得不习惯。所以和“人”的关系要首先理顺。
他们往往抱怨完以后，最后还会说一句，其实（建国家公园）也挺好的。他们着急的只是切身利益。
我印象很深的是武夷山的小种红茶，它有中间一个特别独特的工序——一定要马尾松来熏一道。这就是特殊香味的来源。但松材线虫泛滥，马尾松不允许砍伐，而且不允许外运。我去年去的时候，他们说还有2019年的存货，今年再去，有存货的很少了。现在一些专业机构也在研发能替代马尾松的能源，但目前市场化还是存在问题。
这样的例子很多，因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有些问题可能就产生了。这也算是国家公园建设之下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也是“人”的问题。像还没验收的神农架国家公园，肯定传统劳作上也会面临类似问题。越是旅游业发达的地方，可能遗留问题更多，更难理顺。还有未来，肯定也会设立海洋国家公园，学术界一直在讨论。但是还是面临边界问题、捕捞问题、油田开发问题、交通航线问题、管理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我们建立国家公园的初衷，就是要把一些分散管理的保护地在管理上合并，而且在空间上要尽量地保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不让它割裂、碎片化。所以就会让过去很多盈利的不能盈利了，国家公园是以生态保护为首要目标的，所以不合规的肯定要退出。但是“人”的问题是最难解决的。可是转念一想，将人置于天地间，让五感全开，可见生灵百态，可闻泉淙鸟鸣，可察花香土腥，这是多么美的事啊！到达“盛境”，必须付以艰辛。
读+：一般来说，在中国国情之下，实现人地和谐，要怎么做？
何思源：首先，不能把当地居民和自然看成是对立的。因为每个国家公园内的居民都远早于国家公园的设立，长期在当地繁衍生息，他们的生产生活与自然生态系统是相生相融的。
所以要学会汲取当地居民智慧。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不少国家公园内及周边地区有着数量庞大的人口规模，而且这其中还有复杂的土地权属。所以这就注定我们的国家公园不可能建在无人区里，也不能像一些国家那样将当地居民“简单驱逐”了事。
你得把居民、大自然看成是一个整体。他们长期在脆弱的自然环境里生存，早已经形成了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的自然观，所以对于生产生活，自然有他们的一套。如果只考虑保护对象、忽视人，那么你操作起来也很困难。现在公布的指导意见里也明确指出，是鼓励当地居民参与特许经营活动，探索自然资源所有者参与特许经营收益分配机制。换句话说，就是要关注当地居民的发展权利。
比如说，三江源就进行了很好的探索。有个比较出名的是“一户一岗”，就是当地组成三江源管理队，就是在强调当地牧民对建设国家公园的重要意义。对于这些队员来说，这不仅是在谋生，也在保护自然。
而且，这些原住民的传统生产方式，也饱含智慧。不仅不会造成生态破坏，而且还有利于人与自然协调。比如，在钱江源国家公园里，当地居民利用山区独有的地势落差，引山泉流水到房前屋后的坑塘，形成别具特色的“山泉流水养鱼”。
国家公园，保护是第一位的
读+：很多人说起“国家公园”第一反应是，能不能进去玩。到底这能不能实现？
何思源：保护是第一位的，做不好这个，其他肯定免谈。现在很流行说穿越之旅，首先穿越是什么程度上的穿越？比如像北美的国家公园群，沿着洛基山脉是有沟路的，必然可以从一个国家公园穿越到另一个国家公园，但前提是有规划完好的穿越步道。没有规划好就穿越，无论对人还是对环境、动物，都不好。
而且能不能玩也是时间问题。我们现在看美国国家公园，是一个成功的自然保护典范，但回顾发展历史，会发现历程很曲折。比如他们曾否定印第安人对资源的合理利用，二战后强调享受和休闲，20世纪50年代的国家公园访客人数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1949年三千两百万美国人民挤爆国家公园，过去不到5年这个数字已飙升至六千两百万，而且98%开上了车。
自然的喧嚣哪抵得过人类的大路、汽车乃至鞋底的碾压？人人都想“置身荒野”，好像这样才能逃离俗世污浊。上世纪60年代搞经济复兴，很多事情是违背国家公园保护的。而且在1916年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之前，国家公园是由军队管的，因为很混乱，盗猎猖獗。后来美国国家成员不断增多，管理机构也有交叉重叠，必然会有冲突。他们也是逐渐意识到的，管理必须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强调每个公园的复杂生态都要恢复到它曾经的状态。于是，保存与使用，国家公园作为自然圣地还是游客度假胜地，一直在变动，而在保护与恢复的政策下，天平似乎向着自然的一端倾斜。
如果特别感兴趣，真的值得去看一看不同国家的国家公园发展史。因为它一定就像一部“社会史”，每一个故事都是那个国家的发展面貌。
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也需要发展过程，而且是在自然保护者的推动、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国际形势变化各种因素之下，才能走到今天的中国国家工程的高度，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决不能以为国家公园成立了，就是“建好”了，大家可以马上进去“耍”了。而且，先入为主地想先“玩一玩”，还是以把“人”当成“大写”的。自然保护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人们追求冒险和愉悦是非常正常的，然而能够在国家公园内开展哪些活动？哪些区域能进入或不能进入？自驾能够自由到什么程度？能否雪地车游、攀岩、激流皮划艇？这些区域、活动项目和交通工具，都需要非常科学、细致的规划和评估。
今天，我们面临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不是在白纸一张的环境底板上建立景观，而是在业已形成的景观上循着“国家公园”的理念重塑景观。目前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在成熟之前，每个国家的探索都有可能出现偏差。设立国家公园是第一步，意味着原则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还有很多需要磨合、需要理顺的关系，这是长期性的。
（长江日报记者秦孟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