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内涵与外延也正在被大大拓宽，这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邹东涛：首先，科技创新能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后盾。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正处于重大科技突破的前夜。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正在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最重要的筹码。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科技人员的劳动，其中既包括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劳动，也包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劳动，是能够创造大量价值的复杂劳动，是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推动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源泉。而要调动这部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就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激励与收入分配政策。
其次，由企业家才能主导的企业间的国际竞争，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集中和直接表现。一个简单而直观的事实是，经济越强大的国家拥有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也越多。那么，怎样才能造就出大批优秀的企业呢？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只有在企业制度不断创新的基础上，通过培育一大批市场化、职业化的优秀企业家，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才能使优秀企业涌现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劳动给予充分的评价与激励。
记者：包括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实践，迫切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这应如何理解？
邹东涛：深化和丰富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首先应拓宽劳动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可以仅将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以及为物质生产部门直接服务的运输业、邮政电信业和商品仓储业等服务业的劳动视为生产劳动。因为当时其他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还微不足道。但随着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等服务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并成为经济运行的枢纽；知识经济初露端倪，创新浪潮遍及全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今天，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在GDP中的比重已空前提高，甚至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界定，应进行适当调整。
记者：当前，深入研究与丰富劳动和劳动价值论，以及在其指导下的分配和激励机制，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邹东涛：首先，有利于贯彻落实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当代，无论从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和财富创造中的实际贡献来看，还是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来看，都应鼓励和保障资本、技术、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就要求加快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因为没有完善的要素市场就不能形成合理的生产要素价格，按要素分配也就不能有效地进行。当前，我国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就与理论研究的滞后有很大关系。
其次，有利于充分发挥技术与企业家才能这两大生产要素的作用。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贡献，是普通的活劳动所无法比拟的；同样，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对企业的贡献也是普通工人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对他们不能按普通劳动的标准进行收入分配。否则，如果科技劳动者得不到应有的收入，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将陷入停滞；如果轻视和低估企业家才能对价值创造的贡献，必将置企业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企业经营的历史已经证明，“廉价”的企业家制度必然导致高昂的企业运行成本，特别是导致灰色、黑色和腐败成本。因此，即使以狭隘的经济眼光来看，“廉价”的企业家制度也并不合算。事实上，科技工作者、企业家的劳动是一种特殊的劳动。他们已经或者还将进行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的人力资本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其劳动的特点是：从事复杂的智力劳动，生产成果多为知识产品和服务性产品，其产品的内在品质不易观察；与体力劳动或简单劳动相比，其努力程度更加不易监督；与操作机器的工人的偷懒与懈怠相比，他们个人的偷懒和懈怠将会对社会福利造成更大的损害。因此，在收入分配上，应积极探索更恰当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自我监督、自我激励。比如对企业高层经理人员实行年薪制和股票期权制，进一步完善专利制度和鼓励技术入股等。
记者：在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同时，如何确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的落实呢？
邹东涛：从宏观上看，应建立“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的制度体系。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必然的分工与协作。改革开放打破了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城乡居民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就业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这其中部分是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的结果，有体现效率优先的合理成分；但也有市场机制不完善、转轨时期体制存在不少漏洞和市场失灵等因素在起作用。进一步说，还要看到市场机制固然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要素在部门间、地区间、企业间的流动来调节和平抑某些收入差距，但市场机制在本质上并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因此，我们不仅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措施，逐步解决包括腐败在内的各种非法收入问题，而且还有必要运用政府的力量与权威，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等法律和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从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人民日报200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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