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陶器、丝绸、香料、茶叶等本身价值不高但产地有限的特殊物品,但因为运输费用很高,它们抵达最终消费地时都成了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对市场发展的剌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国,其实只有经销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盐、铁这两种商品才有利可图,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国家就逐步垄断了盐铁的经营,对擅自经销盐铁者要进行严厉制裁。因为经销基本产品无法致富,所以商人只能借助行奸弄巧或则贩运违禁物品发财,结果“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她们对社会引起的害处(商业税收不能补偿管理费用),所以直至毛泽东时代,国家依然采取重农抑商新政。抑商新政其实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但因为前面已剖析的诱因,虽然没有抑商新政,中国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上去。被人觉得无法破解的“李约瑟之谜”即中国人何以缺少理论创新成果,其谜底也可以归结为中国经济生活的状况。首先,理论创新必须完善在对基本原理进行科学归纳的基础上。中国在理论创新上没有多大贡献,是由于没有人去进行基本原理的归纳;之所以没有人去进行归纳,是因为常年停滞于自给自足状态的经济生活没有形成出对科学原理进行理论归纳的“需求”。
逻辑上的三段论和探索因果关系四法(求同法、求异法、共变法、剩余法)都是这么。中国人也已经使用这种方式进行推理,探索事物的因果关系。之所以没有人对其进行归纳,是由于这些归纳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作用———不但终身活动在几公里范围的农户不须要它们,并且统治国家的军政官僚和文人学者也都不须要它们,所以归纳下来写成书也没人看,写书人将得不到任何补偿,所以没有人进行归纳就是没有人去做对人对己都无用的工作。这一归纳工作之所以由美国哲学家穆勒完成,是因为美国经济生活的发展早已形成出对这种方式进行总结归纳的“需求”,为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这一归纳工作也就能使个人获得实际利益。并且,没有归纳不等于说没有“发现”,断定“中国人没有发觉三段论”,“中国人没有发觉探索因果关系的方式”,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任何社会中,都有一些人安于现况,另有不少人积极进取。因而,由历史上中国缺少理论成果而得出推论说中国人缺少创新精神,是不正确的,正像我们不能由明朝臣子、袁世凯和蒋介石连续推行极权统治就断定中国人喜欢极权而不喜欢自由一样。实际上,精神是一种难以确定的东西,我们可以由社会状况的任何一个方面总结出一种对应的“民族精神”,比如,可以由唐代中国的辉煌成就得出推论说中国人具有“勤劳”、“智慧”等民族精神;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停滞得出推论说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等。
民族精神只在宣传教育方面具有意义,而对科学研究没有任何作用。中国历史上理论创新成果极少,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缺少创新精神,而是由于中国的经济生活没有为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创造出获利的空间。这就是“李约瑟之谜”解答。(作者单位:广东武陟城区关中学)人们在阐述科技对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速的作用时,往往会提及“要降低产品的科技浓度,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等内容,班主任也会据此编制一些题目。其中有这样一道选择题:加强产品的科技浓度是由于:①就能谴责冒充伪劣产品。②有利于增强产品质量,保证其使用价值。③有利于增强产品的价值量,使商品生产者获利降低。④有利于降低某些劳动时间,增加劳动消耗。此题有四个选项:A.①②;B.②③;C.②④;D.③④。正确答案应为C。并且,有不少中学生甚至一些班主任选了B,并举下述例子加以说明,变频空调技术浓度比普通空调高,附加值就大,价值量就大;背投式彩电比普通彩电科技浓度高,价值量就大,所以降低科技浓度,提升产品附加值,能够提升产品的价值量。笔者觉得这些认识是错误的,现作如下剖析。首先,这是违反价值规律的。价值规律告诉我们,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变频空调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同类尺寸机型的变频空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不是由企业的某些劳动时间决定。假如觉得企业降低产品的科技浓度和附加值就是降低了商品的价值量,那就肯定了同一商品有多种价值量,价值量可由某些劳动时间决定,这其实是错误的。由于每家生产变频空调的企业都可以降低科技浓度,都有各自的某些劳动时间。其次,这是违反商品的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丰度成正比的原理。社会劳动生收率越高,生产单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短,该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小;反之,社会劳阐述·争鸣80学校政治教学参考2003.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