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网路空前繁荣的时代。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路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人数已超过十亿，而农户网民的规模为2.97亿，已经接近网民整体的三成。
我们在鄂东南地区督查时，看到了好多具体的现实——在家庭年收入6到10万的山区乡镇，七成的家庭都接入了宽带，从2兆到100兆再到1000兆，WiFi早已覆盖了居民的生活区。
在农村行走时，随处可见拿着智能手机的奶奶，花六七百元，他们就可以拥有一台质量尚可的手机。我们在一个村落调查时发觉，村里60岁的奶奶，基本就会使用陌陌和抖音，对陌陌语音和陌陌视频的把握程度很高。手机与互联网，已成为她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份。
但真正深入农村生活的肌理，我们会听到更多——村民们怎么用手机宣泄时间、学习新知，如何在网上购物，甚至有些人早已开始了互联网创业。但同时，人们也在面临一些考验，比如孩子们要克服诱惑，年轻人要与消费主义作战，而创业的公路，也并非看起来那么美。
乡村是我们社会中相对薄弱的部份，也是人们生活的写照。我们观察人们怎样互联网共处，看到其中的改变与希望，也见到疑虑，并借此为鉴，希求更好的生活。
01.
被改变的生活：
在抖音学广场舞，
在微信群建立公共交流
“没人串门时，坐在火炉边，拿起手机刷短视频。有人串门时，放下手机拉家常。”在鄂东南农村地区，漫长夏日里，这是居民们的典型生活一景。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的生活正在发生嬗变——农业机械化程度提升了，劳作时间增长了，空闲增多了，人们说着这样的口头禅：“三个月种田，三个月春节、六个月休闲”。如何打发剩余的时间，恰逢其时，互联网步入了居民的生活。
在湖南农村，我们遇见了50岁的居民红梅，她述说了自己被手机改变的生活——她的爱好，从扑克弄成了抖音。
红梅是一个广场舞爱好者，2012年，在家带儿子的她迷上了广场舞。为了练习广场舞，她仍然在升级自己的“装备”：从最初的影碟机、跳舞机，到时髦大气的音箱。当然，直到2017年，一台新的智能手机替换了这一切——比起笨重的影碟机，手机里的视频APP资料更多，也轻巧多了。
对认字不多的红梅来说，视频类APP是她的学习神器，可以从中找到丰富的练舞资源。
在最早，红梅使用优酷的频度更高，她学会了通过语音输入，直接查找广场舞视频，有时候她都会和同事一起挑，找到了都喜欢的资源，就让她的儿子下载到硬盘，跳舞时可以直接通过扬声器播放。
但到了2019年，一次碰巧的机会，红梅用了一次抖音，便被牢牢地吸引了，抖音便很快替代了优酷的地位——抖音的使用门槛更低，大数据之下，只要她打开抖音页面，很多广场舞和打鼓短视频都会直接出现。如果听到优质的短视频，她一般会点赞，保存到自己的抖音帐号上，方便随时查找学习，比如打鼓视频《大花轿》、《十跪爹娘》等。
图|红梅在火炉边看抖音
目前，她的抖音帐号关注了300多人，粉丝也有200多人。在抖音里，她可以看见更多的广场舞和打鼓的短视频。不仅仅是本地人的（短视频），全国人的（短视频）都看得见。早晨喝水后，她没事才会打开手机刷一下抖音，“生活中的抖音，抖音中的生活。”这已然成为红梅课余生活的常态。
拍视频，也成了红梅的另一个乐趣。她在抖音帐号里上传了60多个广场舞视频，她平常练习时，她父亲帮忙拍摄，比如《最炫民族风》、《九月九的酒》。疫情期间更是她玩抖音的最高峰，“主要是拍着玩，找点乐趣。”
与红梅一样，农村留守青年使用视频类App，主要也是为了休闲功能，只是关注的内容差异性大。30多岁的女青年朝霞，在日常家务以及呢绒工作后，沉浸于抖音与快手，“以前是看电视，现在基本不看电视，都快锈蚀了。”在快手，彩霞主要刷电视剧短视频，比如《步步惊心》等古装剧。抖音则拿来刷各类短视频以及学习厨艺，比如怎么制做柠檬凤爪和煎饼。
20多岁男青年李亮，最常用腾讯视频，主要是看电视剧以及漫画，比如动画《斗罗大陆》、《斗破苍穹》、《秦时明月》等。午休前与晚休前的零碎时间，成为他使用腾讯视频的主要时段。他常年开通了腾讯视频APP会员，觉得有种被吸进去的觉得。“在工作之余，看各类视频主要是为了日常休闲。”他说。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产生了半耕半工的家计模式，老小留守村庄，青壮年进城务工，呈现出“离散化”的特性。优酷、抖音、快手等手机视频APP成为居民生活消遣的重要补充方法，甚至取代部份休闲形式。
而以陌陌为主的社交类App，成为居民交流沟通的新方法，亦成为重建村庄社会关联的重要手段。学者冉华的研究强调，微信群协助居民实现了跨时空的“共同在场”、情感的“共振共鸣”以及村务的“共同参与和行动”，实现民居共同体的线上建构。
由于时空的隔离，村庄原有的以面对面为主的社会相处方法遭到极大的影响，而地缘、血缘微信群与行业兴趣微信群，重构了当前村落的社会相处形式与相处空间。
我们的调查显示，在鄂东南地区居民的陌陌APP中起码有四类微信群，构成自外而内的四圈层结构——
第一圈层，是以祖辈为核心的家庭微信群，群内人员主要涉及父亲兄弟姐妹等；第二圈层，是以爷辈为基础的家族微信群，群内人员主要涉及五服内等；第三圈层，是以地缘为基础的自然湾或居民组微信群；第四圈层，是以村落为基础的全村微信群，一般由村两委党员完善，群内人员涉及整个村子。
在不同圈层的微信群里，聊天内容呈现出显著差别。村里事就是在村里群，村民组事就在居民组群，家庭事就在家庭群。比如涉及到抗疫，村两委党员一般会在全村微信群里发布最新的防疫新政与信息；涉及居民组的收电费、祭祖等风波，就会有负责人在居民组微信群通知。通过这种微信群，村民的日常交流仍然就能在线上进行。
不仅这般，新兴的各类行业、兴趣等微信群，在无形中建立起了新的公共交流空间，拓展了居民的日常交流。在堡村，文体爱好者建成了一个锣鼓队微信群，2016年，由13名中年妇女组成的堡村锣鼓队即将组建，并举办表演。2017年，腰鼓队负责人初步构建了锣鼓队微信群，人数10个。另外3人最开始不适应陌陌，后来意识到微信群的用处，也加入了进来。
在锣鼓队微信群里，每次要外出演出，腰鼓队负责人都会提早通知彩排与演出的事项，每个成员都可以随时在群里交流沟通，分享优质打鼓视频，“以前要说个事，需要一个个打电话通知，现在直接在群里通知即可，大家随时都能看到。平时，有哪些疑惑直接在群里说，非常便捷。”
02.
人们怎样购物：
网上买大件，
实体店买小件
今年春节，红梅家的饭桌上，已经出现了在城镇火锅店随处可见的鸳鸯锅，这让人体会颇深——鸳鸯锅是红梅父亲从拼多多给她订购的。实际上，在“互联网+”背景下，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网购已成为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
同时在变的，是居民的网购话语。网购盛行之前，人们说的是，“我打算去镇里买一件新裤子。”网购流行以后，变成了“我准备去天猫/京东上买一件新裤子。”如今，村民的网购行为，也形成了一些分化。
一方面，从漫无目的向目的性强转变；另一方面，购买产品主要偏向实惠便宜的小物件。与此同时，面对大中型物件，人们还是倾向于回归实体店，一方面更关注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更注重遛弯的体验轻松感。
王婷，26岁，是一位护士。作为一名资深网购青年，她最常用的网购平台是天猫和拼多多。但从频度上来说，她逛天猫与拼多多等平台的此事已大大增加。以天猫为例，现在她每月在天猫购物次数不超过4次，每次时间不超1小时，一年耗费不会超过8000元，“以前逛天猫会花时间，甚至一下子逛几个小时，现在极少逛天猫，连看都不看。”即使如今刷天猫，她也不再是随心所欲地选购产品，“我的目的性比较强，买哪些就直接去看，不会花太多时间。”最显著的差别就是，2021年双十一，她只在天猫买了100元的尿片湿，其他哪些都没买。
与王婷相像的农村用户好多，为何出现这些心态的转变呢？在农村调查时我们发觉，用户使用网购平台，最直接的驱动诱因就是价钱实惠。
陈萍，33岁，是一位把网购平台价钱便宜的优势发挥极至的居民。目前，她使用网购平台有6个，分别是拼多多、淘宝、快手、抖音、京东、美团。追求实惠、实惠的逻辑，贯穿她的整个购物体验，“哪个电商实惠就在那个买。”
正是这些逻辑，陈萍在不同平台的订购行为，存在差异性与分散性——淘宝是她使用最早的平台，约七八年，现用得少；快手小店，使用了2到3年，主要订购乳品，花费不高，每年几百元；抖音使用2到3年，主要订购杯子、手袖套、一次性筷子、短裤、口罩等；美团优选，2021年才开始使用，来自其他居民推荐，买过一次自提水果；京东，使用次数少，价格贵；而拼多多，是她目前使用最多的平台，每年耗费约5千元，主要订购水果、孩子学习用具，日常蔬菜种子，“看到须要的产品，就想买。看到实惠的产品，也想买。到了儿子换衣的处暑，就要去看，或者提早看，看中就加入购物车，等须要时再去买。”
图|陈萍闲暇时在拼多多购物
与陈萍的看法一致，王婷的购物也主要集中于生活用品和母婴类产品。大数据时代，她已经有了用户画像，打开拼多多页面，就会出现好多实惠的产品，尤其是男孩玩具，它们本身并不贵，几块钱也包邮，她举例说，“小孩玩具车，在实体店15元一个，拼多多3.8元一个。”
实际上，目前乡村早已有了更便利的货运服务。农村小卖部通常只有烟酒、油盐、零食等小生活用品，乡镇才有校服、鞋子等小件用具，陈萍从家到镇上约15里，“不好打车，有摩托车还好，冬天根本不乐意出门。”随着电商的盛行，陈萍所在的村庄，已经开通了电商送货上门服务，便捷性大大提高。村里有兼职收快件的人员，按照大件1元，中件3元，大件5元的标准收费。
网购早已这么便利便宜，但居民们还是会回归实体店，这是为什么？还是由于质量。一些网购平台的体验感在逐步变差，以天猫为例，“一件校服有不同的价格，同样的价钱衣物不一样。”在王婷看来，淘宝的好多产品图经过美化，假牌子和赝品多，价格参差不齐，退货率很高。
当然，经过多年的网购实践，很多用户早已有了避免赝品的经验。以天猫为例，王婷说：“评分越高，可信度高。还会看店面的粉丝量、是否有运费险。现在逛旗舰店多，根源在于哪里产品品质有保障。”
而天猫也显著感受到这些情况，开始提高用户体验。芝麻分其实是一个细微的措施。只要天猫用户信用好，就可以使用芝麻分。王婷认为其益处就是：0元订购，对消费者有保障。自己不出一分钱，可以买回去看，觉得产品不错再付款，“这就是有点类似现场试试的觉得。”
在陈萍看来，如果一件外套或一双衣服价位超过200元，肯定去实体店买。孩子大了，衣服要讲求质量，“讲究质量就去实体店，以前婴儿买鞋20多元一双，现在起码100多元一双。”在王婷看来，小孩的其他用具是一次性的，不需要这么贵，而裙子就不一样，她从不在拼多多买外套，觉得质量太差。小孩玩具可以图实惠，但是裙子，要看质量和舒适度。
衣服箱包产品，实体店提价后，其实也很有竞争力。王婷说，当网购和实体店价钱趋于平衡，而网购质量难以保障的情况下，买家偏向现场试试。也就是说，相比网购平台，实体店可以体验的相对优势显现下来了。“实体店信任度更好，可以现场试，一件一件试。”
当然，这也始于实体店的一个变化：体验轻松感。类似王婷等青年人，觉得在三福百货的体验感就不错。在她看来，三福百货生活产品比较齐全，样式好看，适合20—30岁的群体。“带孩子去逛逛，服务人员也不会说。可以随意试，不合适不会买，感觉很轻松。有些实体店，非得有导购员后面介绍，导购员常说‘试这么多，怎么不买一件’，感觉有压力。”
03.
在乡村创业：
除了买买买，
人们也开始卖卖卖了
在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由于缺乏资源及区位优势，创业并不容易。随着国家“互联网+”“产村振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战略推动，利用电商平台创业，成了农户致富的新路径。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电商创业逐步迈向组织化，从分散经营向合作经营，推动了城乡的互联互通。
在宜昌督查时，我们遇见了28岁的韵玲。2018年，韵玲在杭州温州的亚马逊公司工作了三个月，与儿子商量后，决定开办一家电商公司。夫妻俩注册了2000元/年的亚马逊店面营业执照，购买了一台4000元的笔记本，租用了一个40平米的办公室（年房租1.1万元），添置几百元的办公桌椅，在当初9月，开始了电商创业之路。
图|韵玲父亲正在操作亚马逊店面后台
在亚马逊公司，韵玲学到了基础的后台操作和营运知识，又挑灯夜战，狂补了贸易行业英文。在此基础上，夫妻俩开始摸着石头过河，销售首饰，涉及戒指、脚链、胸针等7项、600多款，并不断找寻新货源。目前，他们在亚马逊平台销售量比较高的产品是戒指和腕带，“虽然经营的收益比较优厚，每年就能赚30到40万元，但是也存在两类风险：品牌侵权和关键词侵权，2021年侵权造成损失7万元。”
相比韵玲的夫妇经营模式，34岁的汉口，选择的则是合伙人经营模式。汉阳是红村的三伙电商创业者之一，他与同村两个合伙人投资了100多万元，开启了电商创业之路。
汉阳结业于一个普通二本院校，他学的是机电专业，不好找工作，毕业后在上海汽车公司做销售，底薪0.8万元/月，最高能领到一到两万的年薪，但是“干销售实在太累了，每季度、每年都有考评，压力太大。”
2018年，汉阳决定回去创业，在老家所在的地级市里，租了一间房屋，成立了一间工作室，开办了多个淘宝店，主要经营文化用品与教辅资料。2019年，他与合伙人考虑到经营成本，将工作室从市里迁往市区。现在工作室的工作很辛苦，网上接单，服务客户，旺季每晚从早上8点到晚11点，甚至半夜1、2点。截止2021年底，他的工作室共有13名职工，其中同事占9人，外招的3人。他未来想做一两百个店面，员工规模可以达到30人，但是职工急聘不易。“外来找人不好找，也不好留，年轻人现今敌视下午下班，希望有休闲时间。”
类似韵玲、汉阳这些利用电商平台创业梦想的居民，并不在少数。在阳新县B村，村民们也凭着敢闯敢试的勇气，借助电商的平台，做成了阳新县“淘宝第一村”。
B村人均耕地不到一亩，有8家电商公司，每年电商交易额却高达2亿元——B村电商之路始于2015年，本村“80后”青年W南下广州创立的电商企业，靠在网上批发销售优价建仓的各大品牌原单服饰赢利。考虑到上海高额的房租等成本，青年W就把分公司迁到B村，村里有些青年人闻到商机，纷纷仿效，开办了多家电商公司，形成了一个庞大多样的电商群。
相比于赚价差的收益模式，B村有几家以生态农业合作社为基础，通过电商为线上销售渠道，勾连起了城乡。黑芝麻油、绿壳鸡蛋、手工鱼面、蚕丝被等当地土特产，进入线上销售渠道，其中不少产品还是热销状态，成交量不低。2021年，村民网上销售土特产卖了2000多万元。“做电商可以买全省卖世界。平原村居民搭上互联网的快车，角色也从传统农户转变成网络店小二。”村干部说道。
图|韵玲父亲正在打包货物
尽管创业场所、盈利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别，但总体而言，农村电商创业者把握资金不多，规模不大，抗风险能力不强。笔者在调查中发觉，为了提高抗风险能力，很多农村电商创业者开始整合资源，形成团队式的创业组织，这些组织具有现代企业的特点，这证明了一些学者如王义明发觉的农户创业者组织化趋势。
在蕲春县S镇的督查中，我们发觉的“YJ生态农业发展公司”，就是农村新兴“互联网+农业”的代表企业——目前，这家公司有10个股东，均是有梦想有实力的农村创业者，他们从分散经营迈向了合作经营，形成了创业团队，“这么多人抱团，比一个人厉害”。
这家公司希望依托电商平台，整合各种生产土特产品的家庭农场和合作社，把农村土特产品推销出去。公司的合伙人志勇觉得：“要做大，就要做平台。农村许多好东西因为没有概念和品牌，因此没有产生市场价位。通过构建品牌，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在城市甲鱼30元一斤，土鸡蛋1.5元一个，牛肉40元一斤，而在农村因为缺少品牌意识，土特产与普通产品价位一样。”
04.
双刃之剑：
那些被遮蔽的部份
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智能手机的普及，互联网从生活交流、消费体验、电商创业等多个层面向农村进行全方位渗透，改变了乡村社会，可以说，村民的消遣生活得到一定充实，社会交流空间得到构建；网购与实体消费体验正在分化与重组，创业的新型逻辑方兴未艾，
但是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挟带的悲观诱因也步入农村，带来大量负面的影响。“互联网步入乡村是趋势，用得好就好得不得了，用不好，那害处大得不得了。”一位村干部略有担心地说道。实际上，根据我们在多地的实地督查，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
在生活交流方面，智能手机正逐步取代真实世界的社交，进而成为击溃乡村社会结构与空间的无形推手。消费方面也是这么，城乡消费差别看似被互联网技术逐渐平息，然而，农村社会消费升级的速率，要远远快于收入下降的速率，农村逐渐深陷透支社会——“过去是挣钱过生活，现在是挣钱还债。”
图|新一代儿童已是妥妥的数字原住民
其中，小镇青年常常是消费升级的先行者，成为“被透支”的主要群体。具体表现在面包车越开越好，手机不断更新迭代；日常消费不断品牌化、高端化；在网上购物的频度与金额也在逐渐提升；外出旅游、观看影片和演唱会等城镇化消费不断降低。“哎，年青人消费真是高啊，我们老年人通常都俭朴惯了，舍不得呢。”一位奶奶无奈地说道。
峡江县的小镇青年刘园，就在经历这样的生活。他告诉我们，2020年，他们一家四口迁往市区，现在每月开支起码要八千元。他家里有两辆小汽车，一辆20多万的三菱，一辆10多万的雪佛兰。他自己用的是最新的苹果手机，妻子的护肤品、化妆品和衣物，一般要到市里的专柜订购或则找代购，仅此项开支就上达亿元。但家里收入下降却非常有限，借债和透支，成了她们维持这些生活的必然之路。
在电商创业方面，互联网为农户开启一条致富的新道路，网上也有各类创业成功的、激动人心的故事，但实际上，电商创业没有想像中容易。在全省多个农村的调查显示：与其他创业者一样，在农村做电商创业，失败者要比成功者多得多。
天元是阳新县的一位农村青年，他的创业经历也有些借鉴意义。天元去年28岁，大专结业，本在北京从事电商美工设计行业，月薪六千。2019年，考虑到薪资不高且工作辛苦，以及村里还没人从事电商，天元拿着手头十几万的积蓄，兴致勃勃回老家开了一家天猫店面，经营两个月就以失败告终，“想得美好，赚得艰辛。”
单单是为了启动这家店面，他就投入了1.5万元。其中注册天猫店面耗费了1000多元，购买单反摄像机花了5000多元，购置灯光、摄影棚等设备花了3000多元。
在即将营运过程中，他见到实际的困难却不少：村里熟悉电商营运的人不多，找不到人搭伙一起干，他一个人，精力又无法支撑。“不管前期的各类拍摄，还是具体的营运，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累得不行。”当然更大的困难还是来自资金上的不足。他渐渐明白，要营运好一家店面，投入的成本是很大的，搞不好是无底洞。
“一方面是快件货运，在单量不多时无法享受让利；另一方面，淘宝店面主要借助流量模式，过了平台流量支持后，就须要耗费大量的广告费用。”因此，天元毫不犹豫的舍弃了电商创业，回到了城市，做回了上班族。
狄更斯的那句格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用来形容现在的互联网下乡，再恰当不过了。未来，互联网将会进一步嵌入乡村，这是不可避免的时代洪流。但我们要时刻注意和提防的是，如何充分运用它的正功能，同时尽量规避它的负功能。
（作者 夏柱智，夏日 ，回乡观察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