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理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一种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普遍观点是：传统使中国裹足不前，对它的落后难辞其咎；西化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到了9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逆转。知识界挖掘出传统文化和文明的新价值，如获至宝。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则受到了冷遇甚至攻击。原因有三：第一，新民族主义是对80年代慕洋风气的反击。对西方的盲目崇拜使一种身为中国人的自卑感在社会各界蔓延，不少人开始疏离中华文化。一位民族主义者将这种对西方文化的热望和对本土文化的遗弃称作“自我憎恨”。
第二，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所取得的硕果也是新民族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共产主义政权在苏东的倒台宣告当地改革的破产，同时也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既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高增长，又能保持政权屹立不倒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自卑感很快转变为民族自豪感，有不少人将传统文化视为中国成功的秘诀，对其青睐有加。
第三，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知识界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的觉醒。在这篇文章中，亨廷顿提供了一个分析多元文明世界秩序的新框架。[16]此文广受关注，知识界围绕着亨廷顿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其间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晖指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使得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感觉到，自己是文化上的西方的异己者。
具体来看，亨廷顿的文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至少有三个层面：第一，亨廷顿认为儒家文明正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一观点在不少人看来意味着西方已开始承认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相平等的地位。第二，大批知识分子在“中国威胁论”“围堵中国”等反华理论的语境下理解“文明的冲突”，这使得他们将保卫儒家文明视作自己的使命。[17]第三，亨廷顿提出，就民主、人权、自由经济等的发展而言，西方文明是迄今为止最主要的推动力。但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的却是一幅全然不同的图景，西方文明在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中常常走向它所标榜的理念的反面；相反，和平与和谐曾是儒家文明圈的重要特征。这一对比暗含着这样的结论，即儒家文明优于西方文明。这一中华文明优越论主要基于两大观点：西方文明的扩张带来了国际冲突；儒家文明有助于各国各民族和平相处。以下将对这两点展开具体论述。
（1）西方文明和国际冲突
《什么是文明》和《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两篇文章让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学家盛洪在学术圈声名大噪。[18]它们分别出现在《战略与管理》和《东方》上，两者在当时都是推介新民族主义的重要理论平台。显然，盛洪希望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他将着力点放在寻求两种联系上：西方文明扩张和国际冲突的联系，儒家文明的和谐理念与世界和平的联系。
什么是文明？盛洪提出文明应具有两个性质：其一，它认为合作比不合作要好；其二，它从多次博弈的结果来计算成本和收益。因此，文明是一种解决人们之间冲突的方式，而冲突的解决会给人们带来新增的福利。文明的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由于各文明形成于不同的时空，当两种不同的文明相遇时，对一文明实体有益的文明规范却很可能对另一文明实体有害，于是就有了冲突。文明越发达，就会越倾向于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冲突。如果认为可以用武力来消灭其他文明规范，这种做法本身已经是不文明的了。
现代西方文明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自然界搬到了人类社会，很容易得出“存活下来的或获胜的文明是优秀的文明”的结论。这一理论忽视了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即动物没有人的谈判能力，因而不能形成文明。
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西方文明的扩张必然导致文明间的冲突。传统解释将西方近代以来的胜利视作市场竞争规则的胜利、自由贸易的胜利；而它在军事上的胜利则是先进文明战胜了落后文明。但盛洪从近代史解读出与传统解释迥然不同的解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在近代的兴起，与其说是依靠自由贸易，不如说是依靠坚船利炮。”这从中国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可见一斑。盛洪谈道：时至今日，西方主流文化还是将丑恶的鸦片战争描绘成“为自由贸易而战”的正义事业。但事实上，鸦片贸易起源于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巨额逆差的背景下，它的直接目的是弥补贸易上的逆差。西方学者对这一事实讳莫如深，因为他们依然秉持西方文明以播撒自由贸易理念为使命的信念。这一信仰传统延续至今，使得西方在国际事务上依然咄咄逼人。他们努力不懈，誓要将基督教的民主体制和人权理念输出和强加到非基督教的文明社会，又对阿尔及利亚和前南斯拉夫的不同种族采取区别对待政策。这些在他国看来飞扬跋扈的对外行为，西方人却认为名正言顺。
即使在其文明内部，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也无法以和平方式解决各国间的矛盾。西方各国的关系本质是竞争而非合作，当竞争趋烈时，向文明外扩张的手段曾在一定时期内起到过平息文明内战争的作用，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盛洪指出：
欧洲近代以来的向外扩张是减少欧洲国家之间战争并使它们采取一致行动的重要因素，从殖民地、半殖民地中获得的利益又成为缓和各集团利益冲突的重要的物质补充。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瓜分完毕、扩张遇到极限，又使得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最终导致比扩张以前大得多的战争。
更糟糕的是，西方文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其他文明树立了坏榜样。当西方文明的理念漂洋过海，散布到世界各个角落，国家交往的常态开始越来越多地呈现为战争和冲突，和平与和谐在“兵戎相见，胜者为王”的新的国际流行法则下渐行渐远。东亚的日本是受到西方理念之害的典型例子，它一方面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又是施害者，成为亚洲的祸端。由于它在二战中策动亚洲战场，亚洲国家不得不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战争和军事发展。之后，日本又学着不愿意承认鸦片战争罪行的英国，对其二战罪行遮遮掩掩，甚至试图歪曲历史，将罪行一笔抹杀。西方现在开始担忧核武器的威胁，但“尚武”之风的发源地正是西方。
就中国而言，其近代史就是一部西化史。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努力适应西方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改变了自己，也正改变着世界。
在付出了骇人听闻的代价之后，中国终于当上了世界第三大核国家。中国人自己能制造核武器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这说明，按照西方人的规则玩游戏，中国人也有能力玩好；第二，按武器先进者胜这一规则进行的游戏，发展到了更为危险的地步，因为世界核俱乐部多一名成员，就意味着多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和平目的；第三，从中、西方冲突的意义上说，中国作为唯一一个掌握核武器的东方国家，可以在核博弈中与西方国家进行同一层次的互动。但拥有核武器这一事实，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究竟是助益多还是危害多，目前还很难下定论。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再次向西方看齐，最明显的是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行自由贸易。这两项政策很快促成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各界对这一现象有三种解读：第一，中国又一次向西方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在西方的游戏规则下胜出；第二，中国正渐渐成为与西方争夺资源和市场的最强劲敌手，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也呈现紧张化趋势；第三，经济基础的日渐牢固必然促进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世界势力格局将因此而改变。单从这三点看，中国似乎已成为国际竞争的赢家，但与其说是中国赢了，不如说是西方文明赢了。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或主动学习西方，或由西方强加其价值观和规则后的产物。西方现在又大力鼓吹各种反华理论，中国很快也会向西方学习并学会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届时西方又将自食恶果。国际冲突是西方文明扩张的必然结果，为了解决这些冲突，是时候改变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了。
（2）儒家文明与世界和平
国家间的冲突为何是西方文明扩张的必然结果？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将矛头直指西方文明的宗教本质。
盛洪指出，宗教是以组织化和仪式化的形式来实现其道德教化的功能的。一旦形成组织，一旦有具体的仪式，就要有人专业化地从事此活动，就会有一群人的利益与宗教本身相关。再者，宗教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因为上帝只能有一个。这一竞争不仅不能受到政府的规范，反而经常借用国家的军事力量，表现为国与国的战争。
既然所有以宗教为基础的文明都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就需要一个不以宗教为基础的文明来调和不同的文明规范。儒家文明可以担当这一角色。盛洪分析了儒家文明的非宗教的伦理本位性：
中华文明是通过伦理结构来解决道德教化问题的。这种伦理本位的方法的实质，就是强调两人之间的关系。只要任何两个人之间能够和睦相处，整个社会就能达到和谐状态。……中华文明的这种性质，使她有可能成为文明之间的缓冲带和文明融合的媒介。
不同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本质，中华文明偏爱和谐，不喜冲突。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阎学通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著名学者。在他看来，不同于西方，中国传统文化是反对霸道、尊崇王道的。历史上，虽然中国曾三度极盛，但从来都不屑于用武力来征服其周边的“夷狄”。唯一的一次向外扩张发生于元朝，而元朝本身就是蒙古族夺取汉族政权的产物。儒家思想秉持以德服人的对外安全战略理念，中国的帝王不认为强制性的暴力有助于帝国影响力的扩张。明朝郑和下西洋并不是要占领东南亚，相反，他为所到之国带去了丰富的中原特产，以此来传播中华文明，实现“协和万邦”的理念。
儒家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存在救赎主义的宗教，它更看重“现世”而非“彼岸”。“救赎”往往呈现为具有狂热性、扩张性与易爆性的非理性行为。不带有救赎包袱的儒家文明崇尚世俗的理性精神。中庸、和平、恕道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中国的确在近代与西方发生过冲突，但这些冲突是由西方挑起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反应性的，它的强弱也取决于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受到的外来威胁的严重程度。虽然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受到西式民族主义的影响，但儒家文明的平和精神依然深刻影响着执政者的国际观。在对外安全战略上，以核武器战略为例，中国政府一直主张三项原则：永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原则。盛洪指出，其中不能不说充满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第一个原则实际上是“一报还一报”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则包含了更高的含义，即不用核武器的优势对无核国家实行核讹诈。也就是说，不对武器水平比自己低的国家或民族使用“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第三个原则表达了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各文明实体之间纠纷的理想。[19]
这些原则也说明，只要中国秉持儒家理念，就不会成为对他国、对国际社会构成威胁的扩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