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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2022-06-23 10:18

这是新京报“我们的视频”的第三年。一路回首,《我们的视频》用了106小时的直播保定男孩落井,记录了800克重的肖庆义从被转移到医院抢救到安全出院,追溯了整个过程。埃航坠机路线……路漫漫其修远兮,幸好不捐。近日,媒体君专访了新京报副总编辑、《我们的视频》总经理王爱军,听他讲述了新京报过去在手机短视频的转型上走了多远三年。

三年前,我们的视频从“零”开始,脱胎于纸,开启了纸媒的移动短视频探索之路。截至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视频”团队规模扩大到150人,微博MCN矩阵粉丝总数突破1300万,建立了3000余人的精英摄影师网络,包括直播、短视频、小视频。 ,流量长期位居各大榜单前列……1-10月,“我们的视频”全网流量突破500亿,超过2018年全年流量。

目前《我们的视频》加《动感新闻》的日产量接近160条,占报纸内容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长期稳定在pv和vv新京报APP及各大平台终端。掌门,助力新京报在视频内容供给侧转型,成为视频与文字齐头并进的综合内容制作平台。

新京报副总编辑、《我们的视频》总经理王爱军

《我们的视频》三周年,媒体君专访了新京报副总编辑、《我们的视频》总经理王爱军,听他谈新京报的转型在过去三年的移动短视频转型中。走了多远。

视频制作占新京报总内容池的1/3。 Q:《我们的视频》已经成立3年了。你能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王爱军:成长。首先,在人员方面,团队一开始只有几个从文字转型的编辑,到后来的20多人,现在有130多人,加上长期实习生,一共有超过150个团队,视频剪辑团队已实现规模化。 ,在转型的传统媒体中,一个新产品超过100人,占报纸整个编辑团队的三分之一,应该是很少见的。

▲《我们的视频》编辑部三周年合影

另一个是成熟。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的视频在新闻事件报道的反应速度、方向把握、细节要求、内容呈现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比较成熟的作品。

三年来,我们的视频以新闻赛道为主,专注于热点事件的编辑报道,积极创新产品形态,拥抱垂直视频,组建视频小团队开发快手和微视频道,积极实践使用直播短视频、小视频覆盖新闻热点和重要场景目标。今年4月,成立了专门的业务团队,积极探索新闻视频的商业化和流量变现。目前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上线三年来,我们的视频已经形成了内容、运营、商业、版权四大板块。

当然,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成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Q:新闻短视频这个领域比较新。您通常对招聘候选人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王爱军:首先要具备基本的新闻素养,对新闻感兴趣,热爱新闻,在采访中强调新闻敏感性、判断力、突破能力;同时还要具备视频的基本功,包括直播、短视频、视频剪辑基础。

我们的一些记者是编舞、广播员和电台和电视台的主持人。例如,他们曾经是当地电视台的制片人和栏目编辑。我们的一些记者已经转变为文字记者。比如,当地某都市报的首席文字记者转型做视频,在这个行业里已经很长时间了。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有的是从资深摄影记者调来的,有的吸收了很多互联网经验,包括曾在腾讯等互联网平台工作过的人。在我们的团队中,甚至有优秀的射手,当年接受了专访,最终经过培训进入了工作岗位。

简而言之,我们没有固定的用人标准。高校目前培养的人才,并不能完全满足当下对短视频的需求,需要再培训和学习。看你对新闻的理解和基本功,对你的大学和专业没有特别苛刻的要求。 Q:《我们的视频》目前的内容分发情况如何?

王爱军:大概有130个工作日,平均每天100个。除了新京报等部门的视频输出,新京报每天有近160条视频内容,超过单日图文内容总输出的三分之一。新京报从而实现了从图文内容制作平台向视频、图文内容同步的融合内容制作平台的转变。

在发行方面,除了新京报自有端口和腾讯全渠道,《我们的视频》也在探索信息平台和社交平台的矩阵式传播。先说腾讯吧。我们现在在腾讯有好几个企鹅号,一个是“新京报”,一个是“我们视频”,一个是“我们直播”,日均流量在30到4000万。我们的视频微博秒拍目前拥有约9个MCN账号,日均阅读量超过5000万,秒拍播放量日均阅读量2亿。现已长期位居微博阅读和互动排行榜榜首。机构媒体负责人。今年我们开始探索小视频。前面提到的短视频一般都是横向的,一分钟左右。小视频是垂直的,10秒和15秒,一般不超过30秒。分布在微视和快手,数据反馈良好。微视这边,我们的视频近几个月一直是腾讯领域的佼佼者,快手我们也长期处于机构媒体的顶级阵营。今年6月,我们的视频快手side播放量月播放量突破14亿。 2018 年,我们的视频网络 播放量 为 530 亿。据初步统计,今年我们早早超过了去年的数据。问:我们的视频主要关注哪些新闻领域?

王爱军:我们坚定不移地做新闻短片。新京报的基因是做“硬新闻”。我们的优势之一是做热点和重大突发事件。同时,我们也做了很多正面的消息。暖讯是短视频兴起带来的一大变化。对于媒体来说,这也是内容边界的不断扩大。过去,新闻人认为内容没有新闻价值,但随着短视频的出现,它在互联网的社会语境中变得有价值,至少具有传播价值。

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我们迅速赶到现场,客观、准确、全面地报告,满足公众知情权。这是我们的优势。在塑造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方面,很多媒体都做了很多短视频。它创造了一个平原,但我们希望为新闻创造一个高原。高原有山,决定了媒体的影响力。力。

我们现在提议“用直播短视频和小视频覆盖所有新闻网站”。这个口号不是空谈,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实现。我们的理想是,当有大事发生时,人们自然会想看看新京报怎么说,新京报“我们的视频”是怎么报道的。

传统媒体不能失去公共价值 问:新京报是传统的纸质媒体。视频改造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王爱君:很多人问我短视频成功的秘诀,我说第一个就是努力。文图时代,说实话,不用每次都去现场,打个电话也能解决一些举报问题。但短视频必须有图片,你的镜头必须去现场做新闻。 “消息一出,你就该上班了。”新闻不等天亮,运营不等天亮。

▲新京报《我们的视频》国际编辑徐雨蒙、陈曌在日常后方工作

转型往往是由危机推动的。在没有危险的时候,人们一般不会下定决心。能够提前看到危机并自动转型,对于一个组织来说非常重要,包括媒体的转型。新京报之所以现在转型比较顺利,是因为布局还没有走到世界的尽头,迫在眉睫。

实际上,“我们的视频”一开始是新闻直播。 2016年被称为“直播元年”。我们的视频是在那一年推出的,我们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制作新闻。 直播。但是后来发现新闻直播涉及的领域比较特殊,实际上很难持续发展。 2017年是“短视频元年”。比如当抖音和快手火爆的时候,我们也从直播转向短视频。

这是一种体验。对于传统媒体的转型,不要等待模式,一定要尝试。从思维的转变,到人员的招聘,产品的形式,你都可能成功。不要等别人成功,再做可能为时已晚。问:新京报本身就有很多记者,就文字而言。您如何跨部门整合?

王爱军:移动端的内容制作与以往强调单兵作战、名编辑、名记者的传统制作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继续强调单兵作战能力,但视频作战的方式是通过团队合作和项目制(方案)来监督、指导和指导生产。

我们的日常主题,节目组会有十几二十个人,算是一个小团体。如果有大新闻事件,比如去年普吉岛沉没,我们这个团85人,前几天无锡大桥翻车的有60多人,长宁的报道地震,我们项目组有100多人。 这个项目组整合了文字、图片、视频,视频报道部门内的跨组,新京报社内的跨部门,不同分工、不同职能的编辑、记者、审稿人都在组内,提供线索,回传信息,分享。资源。这个经验很成熟。

▲无锡上跨桥侧翻场景航拍:桥面倾斜一个角度,停着两辆卡车。新京报we视频制作(ID:wevideo)

问:您之前提到过“公共价值”的概念。 “我们的视频”的公共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爱军:从表面上看,体现公共价值的内容就是人人愿意观看,关系到公众切身利益。人的喜怒哀乐需要真实的呈现;从更深的意义上说,实际上是通过新闻报道,推动一个国家更加进步,社会更加和谐。如果完全追求好奇心和低俗品味,陷入纯粹的流量导向,就会失去公共媒体应有的价值。

公共媒体应该做的事情有很多,比如去新闻现场、去社会、去老百姓。我感觉很多媒体人都在慢慢的远离这个东西,也就是离新闻和生活越来越远。 对于一个传统媒体来说,还是要走生活、走现场,而不是坐在房间里绞尽脑汁去“策划”所谓的“爆款”。

对于原创传统媒体来说,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变化,核心始终是内容,而内容的核心是价值判断和价值观。没有公共价值的追求和实践,什么都没有。

短视频更接近工业化生产 Q:今年,你有没有谈一谈“我们的视频”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作品?

王爱军:哈哈,太过分了。可以看到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趋势:我们的视频本身正在为移动设备制作。比如对时效性的严格追求。我们的直播现在力争在事件发生后30分钟内发射。我们可以看到长宁地震和许多重大事件的响应速度非常快。

▲新京报《我们的视频》评论员陈迪采访参与救援“泰国被困青少年足球队”的中国救援队员

我们的视频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我们正在努力实现我们的目标——用直播、短视频和小视频覆盖国内外重要新闻网站,包括国外发生的新闻。泰国普吉岛海难,清莱洞穴救援,老挝中国公民车祸,斯里兰卡爆炸,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中国公民坠毁。

另一个变化是我刚才提到的综合报告模型的逐步建立。

还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亮点,比如凉山烈士追悼会直播长镜头,记录了森林消防部门在追悼会上的真诚回应。这也是我们对现场内容把握的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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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的视频”的字幕一直很大。

王爱军:这几年整天看视频对我的眼睛有伤害。以前是近视,现在老花眼了,不过大字幕真的和我的眼睛没关系。短视频有几个特点是必须保证的,比如时长短、节奏快、场景强、UGC、社交等,大字幕其实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字幕而言,黑色粗体是最直观的字体。另外,横屏视频字幕不超过三行,一行不超过15个字符,竖屏字幕每行不超过8个字符。基色上还有叠加阴影,都是为了让用户轻松接受这个内容。

大家都是在移动环境下通过手机小屏幕看东西,大字体更符合人的需求。

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智能移动时代的到来是一个很好的转型契机。那些发展不好的媒体,不是“路”(渠道、平台)不好,而是你的“车”(内容)不好。 Q:前面提到的射击队有什么扩张计划吗?他们扮演什么角色?

王爱军:我们的UGC摄影师团队从“我们的视频”成立以来就一直在积累。新京报本身在全国拥有大量粉丝,摄影部也拥有10000名摄影师在线注册用户。 ,我们的视频拍摄者和管理人员也自带资源,目前大约有4000人。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在全国3000个县市寻找可以联系的精英摄影师。

对我们来说,这些射击游戏不同于其他平台上的射击游戏。我们可能会要求他们了解新闻的规律,同时他们必须能够快速反应并保证画面的质量。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地媒体的同事,比如文字记者、摄影记者、摄像师,或者是无人机爱好者和航拍飞行员。因此,可以理解为他们是我们视频的通讯员。他们提供线索和材料,然后有时会在拍摄中提供一些技术援助,很少涉及原创性。比如我们在做父亲节的时候,可能会安排他们去各个街道。挑选并发现你身边的感人故事。

同时,我们也强调政府资源的积累。我们与武警、消防、海事、边检等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联动体系。国家移民局在筹划“寻找最美国的名片”时,选择了我们作为移动端的视频团队评选。

我们计划在今年启动“万人摄影师培养计划”,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将能够培养出10000名高素质的摄影师。不仅在国内布局,也在国际布局,比如直播,前两天韩国明星雪莉去世,两名韩国摄影师很快赶到事发地附近,之前的巴黎圣母院大火直播@ >,摄影师给我们带来了现场照片。未来,我们希望像一些大国的首都一样,培养出一两个这样的摄影师。 Q:射击游戏的内容制作是如何进行的?

王爱军:摄影师每天提供的线索和资料大概有400到500条。这些内容必须经过我们的编辑团队选择、验证、验证、编辑,并最终在第三次评审中发布。一个活动,通过运营,记者,编辑,然后是组长,部门副总编,总编,再到我,重大新闻都要经过相关领导报社,加上校对和其他链接。最后交给运营编辑,全网发布。总之,我们的制作是按照新闻的要求进行的。

新闻规律本身有一个不变的原则。也许我换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但新闻运作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则必须要坚持。新京报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一点也不鲁莽,即使面对重大事件,张友池也能理智而克制。最大的风险不是要不要报道一个事件,而是如果你的报道不准确,你的品牌可能会被摧毁。我们很幸运,三年来没有出现重大新闻失误。这是大家在长期的经验中对内容的把握和选题的把握,包括法治、社会、人文知识的积累,以及严格的把控程序。

所以,我认为,严格来说,风险控制主要是内部的。当然,与此同时,媒体还是要勇于探索,要有担当和担当。但最重要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把它做好,这可能更重要。

现在远不是高枕无忧的时候。 Q:为什么“我们的视频”还没有成为视频平台?

王爱军:其实做一个视频平台太贵了。做文图平台几十万元就可以搞定,但视频制作可能是个无底洞。

新京报作为原创内容制作机构,具有制作内容的优势,有品牌影响力、内容制作能力、专业的内容制作团队,但资本和技术薄弱,互联网基因薄弱,就像我们从纯文本到视频的转变一样,其实在合作过程中,对视频的理解、移动端的流程、用户感知、数据感知和运营感知,都与新京报的传统新闻内容相结合。方法不断迭代升级。

传统媒体本身的转型不一定是大平台,但一定要配合互联网大平台。腾讯不干预我们的内容制作,但以购买版权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相对充足的运营成本。此外,在前期的内容制作和后期的内容分发方面也提供了很多支持,包括腾讯新闻的推送、腾讯新闻的重要新闻大图以及微信插件的选择,将促进“我们的视频”的曝光。 ”以及新京报本身的内容,是优质内容平台和机构的强强联合。

很多事情不一定要自己做。就好像我有一辆好车,我可以使用别人的高速公路将我的东西直接送到用户手中。没必要自己花很多钱修路。 Q:现在有商业化尝试吗?

王爱军:《我们的视频》本身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产物。近三年的内容探索,实践了如何与互联网平台合作,打造有影响力的品牌。接下来要做的是巩固现有的有影响力的内容品牌,然后大力探索新闻视频的商业化路径。现在我们在微博上拥有超过1000万的MCN矩阵粉丝,在微视和快手上拥有200万粉丝。这是我们自己建立的渠道。渠道和运营能力能否商业化,可能是我们接下来要探索的。

《我们的视频》4月份组建了商业团队,刚刚开始,效果还不错。希望这个团队未来能发展到几十人,然后每年都有相当不错的收入,从而实现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版权收入来养活自己。舆论领域的重心转移到了视频领域,客户自然会转移过来,所以内容变现还是有机会的。 Q:你在开发过程中遇到过什么难题吗?

王爱军:第一,目前各家媒体都在尝试做短视频,竞争更加激烈。比如在别的地方发生突发事件,我从北京跑过来,和当地媒体比,谁能带头?一旦观众看到直播,发现没有内容,他们会不会马上放弃,转而去另一个?独家内容,别人得到了,但我们没有得到。是否在重要的舆论领域失去了地位?

第二,我们的团队还年轻,经验不足,没有足够的储备来制作大型专题等高端内容。我们提供的更多是新闻快餐,我们缺乏举办“盛大宴会”的能力。

第三个问题是商业化,即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虽然我们尝试过商业化探索,但从长远来看,走什么样的路线也可能是个问题。

第四,我们的团队建设。因为这几年的疲惫,造成了大家的工作状态和心态。有的人进入了舒适期,有的人进入了疲劳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可能是我们内部必须要做的事情。

总之,虽然外界给了我们很多荣誉,但我们很清楚自己是很脆弱的,真的不是高枕无忧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们在业务、团队、产量、质量上都能有很大的提升。我希望我们的团队有危机感并做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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