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嘉琳
编辑 | 张雅婷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是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与快手联合发起的首部抗“疫”手机短纪录片。在武汉前线，无数普通人拿起手机，自发地记录自己的城市。这些影像经过清影团队的创作，呈现出了一个真实而动人的武汉，记录下了一系列不可再现的珍贵瞬间。
5月29日，刺猬公社对话了《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导演孙虹、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导演梁君健，交流了纪录片创作背后故事和短视频时代全民创作的新可能。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创作背后故事
刺猬公社：《手机里的武汉新年》是在什么背景下启动的？
孙虹：我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年疫情的开端正好临近春节的那段时间，当时我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很多在校生都已经放假了，大家都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为了响应整个社会的号召，大家都在自己的家里居家隔离。
那个时候的同学们，有的会刷朋友圈，有的会看很多新闻，每一个人对于每天看到的跟疫情相关的消息都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可以说是喜怒哀乐都有。当时大家都有一种心情，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去到现场，但我们也想在特殊的社会时期为社会做些什么。
我相信大家在家里的时候，都会去刷一些短视频。那个时候会看到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短视频，比如硬核的河南村长，还有一些大家居家隔离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消遣的方式。
我记得当时有一条短视频特别地触动我，视频是在一个深夜的环境里用手机拍的，画质也非常的不清楚，有很粗重的颗粒感，画面里面也没有人，拍的是一栋楼，楼里头是星星点点的灯光，声音很嘈杂，但是过了一会你逐渐会听到有人在喊，武汉加油，可能又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听到这个视频里头隐约传来了一些歌声，是他们在唱《我和我的祖国》。我记得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辛酸中又夹杂着一些温暖的感受一下子就涌上了心头，让我有了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网络短视频截图
后来我就在短视频的平台上搜了一下，发现不只这一条短视频，有很多人都用自己的手机在同样的时刻记录了那个瞬间。我就觉得歌声和他们用手机拍摄的行为，其实把大家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一股对抗疫情以及一些未知恐惧的力量。
看到这些短视频，我就想，如果这样的一个片段能够放在一个纪录片里的话，会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纪实段落。所以当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等到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当时看到的很多非常珍贵的瞬间，再也不会被我们翻出来回忆了，很有可能它们就会被淹没在无数个短视频的瞬间里。所以我们就想说，有没有可能通过做一个片子来回顾这一段时期的一些经历和过程，把那些珍贵的瞬间给串联起来。
当时是这样的一种很朴素的想法，想要去创作这样一部片子。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海报
刺猬公社：在筹备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孙虹：应该是在2月初的时候，我们开始确定这个想法，想要找一些志同道合并且对这样一次创作有兴趣的人。我们当时就在清影工作室在校生的群里面发了一些招募的信息，招募了一些志愿者。
其实这个过程很顺利，因为有特别多的人都希望自己在家里也能为记录疫情做一些贡献。所以刚开始招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十几个人的小型公益创作团队。
最大的困难是云创作的过程。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见面，所以大家所有工作的讨论都是在线上进行的。除此以外，比如我们需要同步大家找的短视频内容，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短视频共同传到云端，再去进行浏览和分享。包括后期剪辑的时候，平常一般都是面对面交流，沟通起来更有效率，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需要用到腾讯会议或者一些其他的在线直播共享屏幕的软件来进行沟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次特别难得的创作经历。
刺猬公社：你们在整理这些素材的过程中，有哪些印象特别深刻的片段呢？
孙虹：因为每一个参与到寻找内容的人，都有特别打动自己的瞬间，每个人的喜好也不一样，所以片子的内容才会那么多元和真实。
我自己被打动的片段，除了那些当时停留在武汉的人在夜里为自己喊加油的片段之外，还有一条视频也是发生在夜里的，对我来说印象也很深刻，视频里是拍摄者透过自家窗户拍摄的一排救护车在夜里行驶而过。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觉得有些恐惧，会想是不是疫情又变严重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后来我看见下面的评论，包括后来视频里有的声音在说,这也太牛了，才知道视频拍摄的是火神山医院建成之后，第一批病患被连夜转入到火神山医院，这是一个很温暖的瞬间，就是因为它让我看到了很多意外，看到了我原先可能并不知道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素材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还有很多观众提到的，在超市里面听到了《武汉伢》这首歌就忍不住泪流满面的姐姐，其实从平时的视频来看，她是一个比较积极和乐观的用户，但是在超市的环境之下，她一下子就忍不住了，可能当时藏在心底的一些酸楚在一个瞬间就爆发了，这也是我觉得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条素材。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影片截图
刺猬公社：在做这部片子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表达诉求，最开始的时候，对片子形态有什么样的设想？
孙虹：我们最开始做的时候，想法都还比较简单和朴素。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过完了元宵节，然后我们想说，如果我们想要呈现疫情期间发生在某一段时间的一些事情的话，首先我们需要定一个时间阶段，比如大家共同设立的目标是从2020年的1月1号开始，一直到元宵节结束的这一整个时间段。
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本来应该是团圆欢聚的时期，但却经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灾难。所以我们就先把时间的节点给框定了一下，后来去寻找的所有内容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的。
另外一个很朴素的诉求是，我们还是会以一个时间线性的因果发展顺序去积累我们的内容，比如从最开始疫情不被重视，到大家意识到这样一场疫情的危险和威胁性，再到后来的封城，包括四方援助的过程，其实还是通过整个事情的经历和发展的阶段来进行呈现的。
我们同时也很关注当地人心态的一些变化。一开始当地人可能都没有觉得这个事情会这么严重，到后面经历了一些恐慌，到了过除夕、大年初一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孤单和落寞，最后又找到了克服困难的方法，逐渐恢复了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所以我们是从整个事件和个人内心的感受、情绪两个方面去思考这个片子整体的呈现方式。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影片截图
刺猬公社：我们讲到基于现有的一个海量素材去创作的话，最难的可能就是在后期阶段，你们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整个剪辑思路是什么样的呢？
孙虹:我们当时的剪辑思路基本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样，但是在剪辑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很多意外的瞬间和片段。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有一些人他可能突然会在某个场景当中触发了自己内心的一些情绪，我们也会发现在UGC的平台上，有一些素材相对是更丰富的，有一些素材并不是很多。这个可能跟拍摄动机有关系。
在UGC的内容环境下，不太可能有特别多的跟医务人员相关的一些视频内容，因为其实大家都在全力地去抢救、去工作，很难获得这个方面的内容。
但是我们又会发现有很多普通的武汉居民的内容，比如说中间有一段是关于大家自己在家里隔离的时候，怎么应对隔离造成的不便，怎样外出，怎样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又怎样去克服这个困难。
有的人就会在自己的阳台和楼顶的天台上种蔬菜，布置一个小菜园。这些东西是在不断的检索过程当中，会带给我们意外和惊喜的一些内容。然后我们可能会根据这些内容，再对这个片子进行一些调整。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影片截图
刺猬公社：很多人看完片子之后，对片中三块屏幕同时呈现的方式有新奇感，这种呈现形式是怎么设想出来的？
孙虹：我们一开始也挺纠结的，我们当时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去寻找已经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一些内容。正是因为这样，才让我们面临选择，已经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大部分都是用手机竖屏拍摄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单纯的竖屏的纪录片，如果我们要做成横屏，就要采取一些方式来把它变成一个适应大家平时观看的方式。
我们也实验了一下，如果是一个单纯的竖屏，人们很难集中注意力对一个竖屏去看相对比较完整的长时间的叙事。
可能我自己看着，就想把它往上翻，就像滑短视频一样。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想做一个有叙事的、有前因后果的、有完整表达的片子的话，还是希望它能够适应大家比较传统的观片体验，我们就想把它变成一个横屏的方式。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影片截图
横屏的方式也有很多，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直接就把视频背后做一些虚化的背景，然后就看似变成一个横屏，但我们觉得这样很浪费屏幕的信息量，如果我在一个横屏的里面只放中间那一块的信息，其实有很多空白的视觉信息是被浪费的，所以说我们就想到有没有可能用拼接的方式让大家在同一个画面里头能够看到更多的内容。于是就选择把它变成两三个小方块，一起放在屏幕里，做成一个超宽画幅的呈现形式。
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呈现形式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看起来是通过不同的画幅合在一起，实际上，它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比如说同一个画面里三个不同的画幅，它有可能是同一个时间场景下的不同角度，像VR一样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一些在同一个时间阶段里，不同空间和不同场景的东西也放在这个画面里面，这个时候，画面与画面之间可能会产生互动或者一些联系，或者是让一个人看到在同一个时间阶段里，不同的人群在做什么，那会有一种新的意义和表达产生。
这个是我们在探索的过程当中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点。
刺猬公社：片子出来之后，在微博上有2000多万的播放量，同时也有一些争议的存在，认为片子没有反映出武汉人最大的痛苦和抗争，甚至有人说片子的背景音乐是比较温暖的，认为是对现实的一种粉饰。对此你是如何来回应的呢？
孙虹：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和质疑，其实是件特别好的事情，因为这代表了大家都在思考，同时对于创作者来说，也会有一个反馈和成长。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不断去进步的。
关于这些质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确实也在想能不能尽可能地呈现一个全景式的东西，但后来我们发现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以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来呈现事实的全貌，我们呈现的可能只是现实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部分它为什么会是现在呈现的这个样子？这可能跟创作者本身的心态和理解会有关系，同时也会跟UGC的内容本身会有关系，因为在UGC的平台上，可能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内容都有，它也有自己一定的特征和局限。
像我刚才说的，在这个平台上并不会有特别多医护人员的内容，所以采取这种形式的话，肯定会有一些缺失。在这两个方面可能会受到限制的片子，它肯定只是一部分的真实，而不是整体的真实。除了这个片子之外，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在疫情期间去努力记录现实的一些纪实的作品，他们有的可能是反思性的，有的可能是批判性的，我觉得可能所有的作品加在一起，才能够呈现我们整个阶段的一个真实性。这是我们自己后来的一些思考。
民间影像的普及与专业化创作之间的关系和影响
刺猬公社：对于此次疫情中涌现了很多像大象点映发起的《余生一日》、快手和Figure发起的《浮生疫日》，以及之前我们刺猬公社发起的《一零年代的最后一天》等类似的专业影像人号召普通人共同创作，或者说像《手机里的武汉新年》这样基于普通人素材进行二次创作的现象，二位如何看待？
梁君健：特别高兴能够在这里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实际上，普通人参与一项创作，并不是一个很新的话题。我们从历史上可以梳理出两条在特定的学科领域里的线索。
一个领域是在影像人类学或者人类学电影的领域。从60年代末开始，海外就有一些人类学家开始尝试，把一些轻便的拍摄设备给土著人，给一些平常没有机会去拍摄，甚至在他们自己的文化里没有影像的一些文化群体，让他们通过影像拍摄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表达。中国在2000年前后也有类似的实践，村民影像、藏地的一些来自于普通民众的环保影像等等，其实都拍得特别好。这是其中的一个脉络。
另外一个脉络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在新闻学领域，逐渐出现了所谓公民记者 （Citizen journalists）。公民记者往往会因为自己离新闻现场很近，或者说偶然在新闻现场用自己个人的设备，并非专业的设备去进行影像拍摄。当然这些影像拍摄早些时候主要是被一些电视新闻节目纳入到他们的整体节目中，成为一部分的素材或者说一部分的证词。
但是随着互联网逐渐发展，这样的一些自媒体或者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账号把自己拍到的一些新闻性的东西发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新闻学领域里，其实也是20年左右的历史。所以说在这两个领域内，其实有很多学者，包括有很多创作者都对来自于普通人的一些影像，对他们参与到整体的公共文本的创作中有一些研究，也有一些相关的观点发表。
总体上来讲大多数的观点首先是持积极态度的，因为它代表着声音的多元化，代表着以前在主导性的报道或者说主导性的文本之外的一些声音能够被听到、看到，同时因为这些人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不仅拓展了我们这个社会对于问题的了解和我们多元的视野，也能反馈给每一个拍摄者、报道者，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让他们能够从自己的作品中获得一些信息和信心，也获得继续发展下去的资源。
共创纪录片《余生一日》 《一零年代的最后一天》海报
孙虹：作为一个参与的创作人，我可能来聊一下关于创作层面的实践。
在疫情期间会有这样一个全民式的创作冲动，首先它可能是有一个事件的刺激，即新冠疫情这样一个比较大的社会危机。另外，遇到这样一个社会危机的时候，很多纪录片工作者很难真正的进入到现场，在这样的一些限制和一些大的社会事件的刺激的共同作用下，就涌现了很多纪录片工作者，他们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尝试，类似于号召很广泛的普通的互联网用户拍摄一些内容，再来进行一个整合式的创作。
像这样的实践，之前已经有过了。之前有一个纪录片叫做《浮生一日》，当时是 YouTube去征集的一个纪录片，号召了全世界的网民在同一天去记录自己的生活。最后整个的导演团队会把这些来自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网民的故事和内容串联在一起，成为了一个纪录片《浮生一日》。
对于中国来说，人们一直想进行这样的尝试，但都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因为想要号召普通人参与，在没有手机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之下，是很难去进行这样一个全民式征集的，而且大家也没有一个反馈和激励的机制。
但在新冠疫情这个事件的推动之下，人们会有动力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创作当中，会有动力拿起自己身边一切可能的设备去记录自己的生活，试图为特殊的时期做些什么。这个可能就是这一次专业的纪录片工作者，去跟广大的普通用户互动的一个背景和原因。
另外，在现在这样一种UGC形态下的创作，大概可以分为两个类别，第一个类别是类似于我们在做的这种尝试，可能我们并没有去介入到前期的一个拍摄，我们会直接在这些已经发布的平台上去寻找我们关注的那些内容。
第二个类别是像《浮生疫日》、《余生一日》这类片子，他们采取的方式可能是在前期去进行一个征集，也就是说在做这个片子之前，就会跟这些潜在的拍摄者进行一个沟通和互动，这可能就会获得一些跟他们主题相关的，有共同倾向的一些内容，会提高获得这些素材的效率。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创作，我们会把它叫做一种共创式的纪录片，但同样的模式下也会有一些创作方式上的不同。我也很期待在看到《余生一日》等等这样的一些纪录片之后，它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体验。
刺猬公社：抖音、快手的影像，在专业影像创作者中，会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度：有的创作者可能会觉得是发现了宝藏，也有的创作者不太把这些民间影像当一回事。二位觉得抖音、快手的影像与专业影像相比有哪些优、劣势？这样的一个视频时代，对专业创作者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要求呢？
梁君健：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来抖音、快手的影像风格，确实和我们的专业影像风格差别很大。我在学校里面是教新闻摄影和影视制作的课程，在课程里我教同学的也是百余年来积淀下来的一套视听语言系统。
我们可以用这种语言系统来描述传统影像工作者必须掌握的一套技术和一套观念，包括这种剪辑、不同的景别、不同的光线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它都是有着约定俗成的语言意义的。他会在电影在电视剧里，在我们看到的报刊杂志上的一些报道类的图片中被不断的强化和不断的重复，不断地印入人们的脑海和心理。
我们在抖音、快手上看到的这样一些短视频，它的语法系统或者说它的这种表意系统和传统的视频显然是不太一样的。根据我们的观察或者说根据目前的一些研究文献，我们大概能把他们归结为三种不同的表意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模仿，或者说现在流行文化有一个概念叫米姆，米姆文化（Meme）主要是通过模仿和戏仿，比如大家在抖音上看到的那种土味小型电视剧、小情景短剧，它是来自于模仿，但是这种模仿用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语言，让它有了新的意义。
第二种类型，我们会把它叫做体验式的或者是参与式的，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以VLOG为代表的这样一些视频语言，它完全是用镜头来模拟人的眼睛，甚至是人的身体真正的加入到一个事件中，而不是离开一定距离的去观察。
第三种类型是表演型的，我们经常看到大家会选择唱一首歌，表演一套舞蹈动作，或者展现一些特殊的技艺，像一些非遗的传承人等等，这样的一些技艺表演。它的语言是有一些类似于舞台或者说民间小戏的这样一套表意性。所以说目前我们能看到的这三种不同的表意系统，它都和传统的视听语言这样一套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是有差别的，它也体现了当这样一套新的技术被普通人所掌握之后，在这种文化和实践的领域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意料之外的新的创新，一些新的文本上的特点。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影片截图
孙虹：其实我自己一直都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尤其是以纪录片的创作来说，我会觉得内容首先是第一位的，就是说我们记录到了什么样的内容，传递了什么样的情感，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这个首先是我们获得的最珍贵的一个内容，至于他是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视听语言，这个可能是第二层次会去考虑的一个维度，比如说我们会尽力的去让我们的视听语言匹配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或者匹配我们这个片子的风格。
但不管怎么样，当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值得记录的瞬间的话，可能没有专业的设备，我也会选择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记录下这个瞬间。所以我认为，首先快手、抖音上的一些视频内容是很珍贵的，一些不可再现的瞬间,具有纪实的价值。我觉得并不一定会因它的技术手段的有限，或者说拍摄技术的不成熟，设备的影像质量不高，而丧失它内容本身的价值。
第二个看法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确实是全民短视频的一个时代，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拿起自己身边的设备去做一些记录。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整个积累的影像数量非常庞大，在之前，比如靠专业的人去拍摄，很难达到现在这些短视频积累的影像的量级。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影片截图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说现在不光是影像过剩，甚至也是纪实影像过剩的一个时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些海量的数据里面，其实会有更多发现珍贵内容的可能性。
可能一个人等待记录就等待了一年，只能发现几个非常有价值的瞬间，但当有这么多的记录者，他们共同地去等待，共同地去发布他们自己身边的这些纪实的内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可以从海量的数据库当中能找到更多样的纪实内容，我觉得这是有一个数量上的优势。
另外还有第三个看法，在创作《手机里的武汉新年》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拍摄者具备了原生的视角，也就是说他们是在记录自己的生活，有一个自拍的概念。
在传统的纪录片里，我们不管怎么样，其实都是一个他者，都是一个外来的。然后我们可能要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一个陌生的现场，去跟我们的拍摄对象进行互动，希望能够让他们接受我们的拍摄，再不断地跟他们一起相处，一起磨合，直到他们能够适应拍摄。
但是对于这些自拍式的影像来说，他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过程。他们是一个原生环境的原生视角，同时他们在拍摄的时候也很容易进入他们的现场，因为他们拍摄的很多都是自己熟悉的一些环境，整个人的状态也会更加松弛。这个是我觉得可能在短视频的这些纪实影像里比较大的一些特征。
至于劣势的话，从纪实影像的创作上来说，我们在不断地去关注这些内容的时候，确实会发现说有很多的内容其实是具有表演性质的，有一些可能本身就是一个表演，为了吸引注意力或吸引眼球，也有一些可能看似是日常，但其实也有一些表演的成分，这个时候在选择上就需要去进行一些鉴别或者一些处理。
还有就是短视频，它大概只有一分钟以内的时间去呈现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它会加入很多后期的元素，比如说用户会给这个视频配乐，然后会加很多的花字，当我们想要用这些影像去进行再创作的时候，如果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作品，可能就没有再创作的一个空间了。这个是我们在进行创作实践的过程当中，发现的短视频的一些特征。
刺猬公社：面对短视频的冲击的时候，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比如雷建军老师就说到，从学术的角度，《手机里的武汉新年》算是清影对快手和抖音带来的纪实影像过剩现象的回应，以后拍纪录片很可能会让位于剪纪录片，也有读者看完这部片子后评论说这是一次新的视听呈现，甚至推动了纪录片创作模式的变革。二位如何看待？
梁君健：作为专业导演，我一直是在想每一种表达的手段，每一种表达的渠道都有它的特殊性，都有它独特的价值。未来，特别是因为这次疫情，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这种民间的创作者，以及短视频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不单是娱乐或营销的作用，它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一些信息的、沟通的、价值塑造的一些作用，我觉得未来它一定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另一方面对于传统的纪录片创作者而言，不管是以导演的个人风格为主的这种偏艺术电影，还是以社会观察、社会报道为主的观察式的纪录片，都仍然是有存在的必要性，而且我想，随着大家逐渐适应了短视频时代、适应了这种短视频的包围之后，长视频所展现出来的，比较完整的作者自己的思考、作者自己的观察和作者自己的风格等独特性会重新被观众、被社会所认知。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影片截图
孙虹：我觉得雷老师提出来的这个说法应该是提供了一个可能性，他提出了一个未来的可能，同时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来自短视频的纪实影像的资源库，是一个很珍贵的资源库，对未来的纪录片创作者来说，一定要去好好利用，或者说好好的重视纪实影像的资源库的价值，然后从里面发掘更多的内容。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尤其是像UGC这样的一个纪实影像的创作，它本身也是有独特性和局限性的。传统的纪录片对个体命运的这种深度的挖掘，包括还有一些思想性和批判性的表现其实是很独特的，它有自己很大的一个社会价值。
但是以UGC来创作的这样一个片子，在个人的命运或者说个体的深度挖掘上来说，肯定是会有它本身的由形式带来的局限，但是可能它在于构建一个更整体的社会事实，就是一个群像的描绘的取向上会有自己的一些优势。所以我觉得未来它是一个创作的可能，也有很大的纪实的价值。
刺猬公社：对于UGC影像的这一次创作尝试，对你们二位未来的纪录片创作方向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启发呢？
梁君健：于我而言，我是一个相对于孙虹来讲比较年老的创作者，我想我会很欣赏，也很期待看到更多这样的纪录片，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特别愿意去多多的加入。包括这次《手机里的武汉新年》，我也从整个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的启发，看到了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影片截图
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些纪录片中，它会反馈给我、继续坚定我个人为什么会选择纪录片作为一种表达方式的一种信心。纪录片它永远会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未知，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能让我们去超脱我们自己个人小我的一些生活情境和生活意义，它会在情感上或者说在信心上继续支撑我去做以前我比较喜欢做的，这种带有人类学田野工作色彩的观察式的纪录片，我自己应该不太会调整我的创作风格，但是我会认为有这样的一些影像，有这样的更多元的纪录片加入进来之后，一定是加强了我们整体的纪录片创作者，大家去看待自己的创作，去看待影像价值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力量。
刺猬公社：孙虹导演之前是在上海做了几年的职业导演，是《本草中华》的总导演，可以说是之前其实都是做的比较传统类型的纪录片，这一次UGC创作尝试对你自己有什么启发和影响？
孙虹：对于手机纪实影像的时代，还有它这些本身的表现形式已经关注了很久了。从去年的时候，不管是从学术的研究关注上，还是从实践上，我们就已经注意到了，它可能未来能够成为纪实影像创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做一些关于UGC内容的尝试了，可能从今年开始，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与之相关的作品出现。
我觉得主要是一种源自于学术观察和研究的一次创作实验的启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很有挑战性的过程，因为你不仅仅在尝试一种新的方式，你可能还会重新去更新一些视听语言的方式，即你怎么能够通过画面拼接的方式，在又能够让大家观察看到每一个信息的同时，又不会去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所干扰，可能不光是一个表意的方式，它也是对你的视听语言会进行一个刷新和呈现。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方式。但是最后我还是想说，我觉得其实技术手段都还是一个手段，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创作者来说，自己对社会的关注，或者是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一个东西才是核心。你可以用很多种手段，就比如说梁导还会倾向于用田野观察式的方式，有的人会用其他的手段去呈现他自己对于社会的一些关注。我觉得核心是最宝贵的，至于手段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尝试。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影片截图
民间影像的创作价值
刺猬公社：在访谈中，有一位主创提到，他最想分享的一段是快手里面看春晚的素材，素材里面拍摄的画面比较歪，春晚的正统和遥远的那种感觉，被这种随意拍摄的角度中和了，反倒让影像变得更近、更亲切。UGC创作的这种让影像变得真正“与我自己有关”、“与观看者有关”的拍摄视角，为它们带来了什么不一样的表达功能呢？
孙虹：这是我们一位主创聊到的，其实他说的是一个关于UGC影像的特征。传统的纪录片希望大家觉得整个影像非常讲究，让大家忽略掉拍摄者的存在，最后呈现出来的是希望让观众以为自己看到的一个客观现实，忽略掉视听的假定性，完全进入画面里的环境和现场。
咱们的主创提到的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因为她想象的是屏幕背后拍的那个人在拍摄时的一种状况。我觉得这就是UGC影像特别大的一个特征，它不害怕暴露拍摄者，因为拍摄者可能也是叙事和主体的一个部分，这种特征会增加影像给人的贴近性，增添人们的共鸣感，就是说我可能并不是在拍专业的影像，我只是在记录自己的生活，所以说他的感受呈现了UGC跟传统纪录片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特点。
梁君健：对，我也同意孙虹的想法。我认为还是从我们刚才讲到的表意和视听语言来讲。
首先，我们每一个人对手机都有使用习惯，它并不像电影摄影机或传统的专业电视摄像机，有一套很专业的框架和门槛，放在那里我们不知道这些机器怎么操作，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些机器拍给我们的素材，但是用手机不一样，目前已经有7亿人以上在用手机上网，大家都会用手机去拍摄各种各样的视觉资料了，这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日常生活的体验和经验了，所以手机拍的影像会很快的把我们拉回到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去。
它不仅拍摄到了手机镜头前面的一些景象，也记录下了拍摄者的声音、心情，甚至拍摄者的手部的抖动，拍摄者的身体撞击到了别人的身体，或者说被建筑物所阻断等等，这种记录的方式很全面。它不再只是一个视觉影像，而是一个事项的记录，而且还有身体和情感的记录和连接。这和你刚才提到的问题中那个视频很像，每个人看到的电视中的春晚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手机里所看到的春晚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它是电视里面的春晚叠加上了每一个个体在自己的卧室或者说在自己家里面的客厅，和自己的亲人或者说单独一个人，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看这样的一个春晚，这是手机它记录下来的东西的独特性，它所包含的是丰富的，日常的，个体的一个新起点。
《被看见的力量》 作者：快手研究院
刺猬公社：全民视频时代下，普通人的注意力被重新分配，更多的人能够被看见，其中快手出了一本书叫做《被看见的力量》，里面提到民间影像的普及使得每个人的个人幸福感得到提升，您二位是如何看待民间影像的普及和个人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的呢？
梁君健：我认为，拍摄一定是给我们生活加点料的这样一个行为，我们有了手机，有了拍摄技术的生活，就一定不再是没有这项技术的生活方式了。它究竟给我们生活加了点什么料，加的是云淡风轻的料，还是加了一些猛料？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保持着一个开放性的态度去看，有些时候它会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但有些时候它会让我们更焦虑。我印象中看过美国一个做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它通过脑电图的一个实验，揭示了个体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与个体的心理焦虑水平之间的关系，即当你使用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它是会发生关联的。
作为经常被强调的媒介素养教育领域的一些学者，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人提倡社交媒体斋戒，即你一段时间之内，不刷抖音快手微博，不用手机，安安静静的该干嘛干嘛。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观察，去思考的，手机拍摄或者说全民拍摄，它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生活改变的？
我想每一个人都可以回过头来反思自己，翻翻手机。
我给我的本科生上镜头课的时候，第一次课我都会让大家回去做总结，总结过去的一个月或三个月内，你一共拍了多少张照片？拍了什么东西？它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你之后还有多大概率上会再次去翻这些照片？还是它会不会永远在你的手机或者说电脑里，成为不再会被调取的这样一个死文件？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这样的总结，扪心自问，去看看自己究竟是在什么程度上使用了拍摄，使用了影像技术，它究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刺猬公社：短视频对每个普通人的娱乐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说“影像现在成为了我们的存在方式”，您二位是如何看待影像时代和图文时代相比下，整个社会传播环境和大众表达方式的变化？
梁君健：每一个影像会给我们带来快乐？还是带来痛苦？它会怎么样服务我们的生活？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的话，它会带来另外一个方面的影响。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一定会清内存，现在可能手机内存大了，大家不一定会清除。以前我们过段时间就需要清理一下内存、空间，因为我们拍了太多重复使用的东西，它的价值是存疑的。
现在我们不论是到抖音还是到快手这样的一个社交媒体或者说短视频应用的平台上，我们会发现这种影像是海量的。我想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在上一部分聊到的雷老师说的那句话，才特别有价值。
当影像如此海量，拍摄不再是问题的时候，影像创作者或者一些社会研究者，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去看待融合了影像的这样一种世界？这样的一些短视频、流媒体的平台，终会成为我们的媒介环境，这是我们社会环境的主要构成部分。而这样的一些内容它最终会如何到达每一个人？如何影响每一个人？
它既有个体的喜好，也有算法的机制，同时这种算法机制的背后也有注意力经济，也有平台和商业资本在后面给它设置的一系列规则，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过程。我们怎么样才能让社会过程真正的去促进社会和文明的发展，而不是扩大或放大一些人性的恶的方面，社会的撕裂的方面，我想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也是我们需要一直去警惕的。
疫情以来，我们已经真实地感受到了很多的社会价值和立场的撕裂，而这些撕裂的始作俑者在很多时候就是一条短视频，围绕着这种短视频偶然的，或者有意为之的记录下来的事实，甚至是篡改下来的一些事实产生的争执，这一系列的舆论，都是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孙虹：我会认为还有一点，可能跟图文时代相比，影像的技术手段相对来说可能门槛更低，人们表达自我的成本会更低。刚才也提到了快手出过的一本书叫做《被看见的力量》，其实真的去到快手的平台和社区里面，你确实能够看到非常多元化的一些内容，甚至你还会看到曾经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生活方式，一些曾经觉得离自己生活距离很远，或非常小众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艺人，他们都会在快手上去更新、发布自己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能够让那些曾经沉默的大多数人的生活被看见，我觉得首先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和媒介权力的下放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积极的一个意义。但同时，确实也像梁导说的，它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影响，比如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些人会不断地通过短视频去作秀，其实它背后又是一个对资本妥协的逻辑，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两个方面来说肯定是有利有弊的。
从总体的意义上来说，我会觉得它仍然是增加了人们去自我表达的这样一个空间。
刺猬公社：作为一个最深入到基层的短视频社区，快手CEO宿华曾说过一句话，就是几百年以后快手会是一个记录博物馆。也有人说现代人了解过去是通过看史记，而未来人要了解现在可能是通过看快手，对此您二位如何看待？
梁君健：我可以讲一讲我对历史记录的一个理解，我觉得历史记录一直是一个被选择，被不断重新讲述，而且是被讲述的时代的主流价值和社会风尚所影响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把快手的、抖音的、微博的这样一些短视频，都视作历史本身留下来的痕迹和资料的话，它确实是比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留下来的历史资料都要多。但是历史资料的增加，并不代表着历史记载和历史生产质量的增加。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明代和清代我们保留下来很完整的历代的实录，也就是皇帝治国理政的一些基本的记录，常常是几十、几百万字的这样的一些材料，除了少数的历史学家之外，今天我们去了解明代和清代的历史皇帝，最主要的来源仍然是电视剧和电影，而电视剧和电影一定是在多次被重复的生产，甚至是进行当代想象之后的产物，它是我们去了解历史的最核心的一个媒介，但不是那个时候的实录。
所以说现在我们会很客观的或者很乐观的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录在不断的增加，但当记录多到一定程度之后，怎么去选择？怎么去生产？什么东西能够被看到？它就会是一个很关键的话题，也就是说历史记录的广泛和历史记录密度的增加，它并不必然的代表着我们对于一个时代、对于一个历史的认识水平的真正提高，我想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孙虹：首先我认为它肯定是有一个记录历史的价值的，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有时候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说当你摁下了快门，或者说当你记录下来了一段影像，这段影像就有可能会成为未来历史的一个部分，拍摄的这个动作本身就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并且它这样的一个文本留下来了之后，其实是可以供之后的很多人去进行不断地解读。
在解读的过程当中，就不再只是停留在文本记录的理解层面了，而是通过影像去感受这个人的肢体语言、情绪、神态等各个方面的元素，最后形成一个反馈。影像作为一个历史资料库，它肯定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是因为存在着海量的数据库，其实现在任何一个视频平台，虽然他们积累了海量的数据，但也应该并没有进入到真正的分类或者编码的过程。
究竟人们应该怎么去利用这样的一个影像库？究竟它会对未来的人去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和社会心态有什么样的帮助？又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进行?这个其实是未来非常值得探索的一个话题。包括之前也在问说对于专业的创作者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虽然我们有海量的碎片化的影像和瞬间，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些专业的纪录工作者，让他们用自己所习得的一些方法和技能，整理和诉说他眼中的真实。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下，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其实是更重的。
刺猬公社：有学者提到当下的短视频大生产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新文化运动”，您二位是如何看待这场短视频新文化运动的？
梁君健：我想新文化运动可能是一个比喻，或者说是一个很特殊的用词，当然我觉得短视频大生产可以被称为一个新的文化运动，毫无疑问它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化实践和一种新的文化方式，但是对于文化运动这个概念，看我们把什么定义为文化运动后，我们就会知道文化运动它一定是改变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一个社会人们基本的思维结构的这样一种运动。
短视频究竟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去期待和继续努力的。当然我们特别希望这样的一些新的具有技术赋权性质的媒介实践，能够带来切实的改变，能够带来人和人之间更多的沟通，去消弭文化差异，去引发更多的形态和内容的创新，去解决更多的社会就业和社会发展的问题，这都是我们特别期待能够看到，也是平台、用户、各种各样的管理机构，都在努力去做的，但是我想还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推动的过程。
今天我们把它称为是新文化运动，我把它理解成一个美好的期待，但是它究竟能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我们去称呼以前的各类文化运动的意义上的一个文化运动，还需要历史的检验。
孙虹：我觉得任何一种媒介技术的变革带来的影响肯定是一体两面的，它肯定有积极的一面，也会带来社会问题和弊端。就像梁导说的，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给它下一个结论或者一个定义。
我举一些很小的例子，比如我们关注的一些短视频，有非常真实感人的一面，比如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春节的时候会跟自己的家人用短视频的方式来互动，这是他们维系情感的一个方式，还有年轻人会教自己的奶奶怎么用快手贴近他们的生活。这是一种更积极的意义，但是同时也会存在一些客观事实，即有些用户发的可能是一些跟自己的长辈有关的内容，这种行为是在用自己的亲情来换取更多的流量和注意力。所以我觉得任何的东西都会带来一体两面的这些东西，它未来的走向还有需要大家共同探索和引导。
刺猬公社：今天在听的有不少纪录片爱好者和创作者，也有很多高校学子和研究者，我们最后有请孙虹导演来就视频时代下的纪录片创作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也请梁导就当下影像研究给出大家一些方向。
孙虹：其实我也谈不上什么特别具体的一些建议。首先想说的是，如果你是一个纪实工作者，一旦有了一个记录冲动，就一定要去抓住并实现它，这个可能是因为我经历了一些创作的过程，包括做《手机里的武汉新年》的一个比较大的体会。
因为最开始的记录冲动会是一个转瞬即逝的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遇到困难，比如我们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一开始大家就是凭着一腔热情，每个人都付出了自己业余的时间。大家每个人都是坚持公益性来做这个事情，但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比如我们会反思这个形式到底行不行，它能不能够成立，最后能不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叙事，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新的探索和焦虑存在，甚至有的时候会想要放弃，也许这个纪录片最后也没有多少人会关注，毕竟纪录片确实不是一个大众化的东西，这个事情它到底有多大的意义？这都是我们心中的疑虑，但最后其实是我们大家一起坚持下来了。
当时大家在完成了这个片子之后，自己都有被触动到的地方，但更多的只是觉得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所以我们上传到网络上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后续，大家在完成这件事之后就开始忙于自己本身的学业和工作了，但是后来这个片子获得了很多网友的支持，还有很多人自发地把我们这个片子放到YouTube上，甚至翻译成越南语、日语、德语等各个版本。
在这件事里面，我们感受到的是，人们对于纪实的力量的需求和渴望，它甚至会有一些跨文化传播的价值。每一个创作的、纪实的冲动，都会产生价值，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可以试着实现自己的创作冲动，并一直坚持下去。
第二个建议是，如果谈到共创式的纪录片，我觉得一定要对每一个视频作者本身有足够的尊重。我们当时做这个片子，是从2月初开始，到3月多的时候，创作上就已经快要完成了，但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跟视频的作者们沟通，甚至有的时候你并不能找到作者，因为有的人是转载的视频，你可能还得去找这个视频的原创是谁，然后再跟他沟通并讲明我们这个片子的意图，问他愿不愿意参与到这个片子的创作里面来。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所有的共创者的一个尊重，是给大家在未来的创作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大的建议。
梁君健：这样的一些新的实践，给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多新鲜的话题，而且短视频新的技术，已经是我们当代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设施了。所以说人文的和社会科学的有关这方面研究，已经越来越无法忽视它的这种重大的影响了。
第一个方面，我能从这样的一些当下的短视频实践中看到很多传统的一些理论思想被重新激活了，比如说我自己很熟悉的让·鲁什，他关于人类学虚构、关于分享人类学的一些经验、做法、论述，我们在今天很多的短视频中都能看到特别类似的影子，我想这既是一个新的事情，但又能够延续我们对于影像和人类社会的一些持久性的、根本性的思考。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或者研究取向是希望能够在这种研究中去关注这种思考的延续性。
让·鲁什《夏日纪事》拍摄剧照
另外一个方面，人类学给我的启发，我们仍然要足够的去贴近和去观察一些实践。我们要把文本作为实践的痕迹，而不只是一个社会的文本去看待。我们要去看不同的人，去看不同的实践方式，我们要永远保持着开放性，扎到里面去研究它，而不是在外面去旁观它。
观众互动
刺猬公社：快手上的这些素材具体的搜集方式，快手在这一次创作中给的具体支持是什么样的？
孙虹：理论上确实可以借助平台的数据库去筛选、寻找素材。但因为当时还是处于疫情的期间，企业本身也没有正式复工，所以说我们当时没有获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尝试后台的方式来进行检索。
但我们也自己尝试了很多办法，比如我在APP上把城市定位设置成武汉，那是不是可以通过附近的人的这些方式去寻找一些相关的用户和内容，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在这个情况下去想的一些办法。
刺猬公社：在当下纷繁的媒介环境中，如何看待纪录片艺术创作与大众传播之间的关系？
梁君健：我觉得如果我们去强化这种关系的矛盾性的话，可能是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在你的艺术创新和大众喜爱之间去获得平衡，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很主要的矛盾。当然，另外还有一系列的，比如你采取什么样的立场，采取什么样的趋势结构，能符合大家对于你的拍摄题材的普遍期待，我觉得这也是类似的话题。
总体上来讲，我认为纪录片还是和常规的、作为大众消费类产品的电影、电视剧，在功能上是有区别的。
一方面纪录片偏向于新闻的方面，它要报道；另外一方面纪录片它要观察、要揭示、要呈现，那么这样的一些动词都代表着纪录片要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或者是我们预料之外的事情。
当我们把纪录片拿过来，不论是它的形态还是它的主题，或者是它的价值方面，有超过我们意外的东西的话，就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对大众的一个挑战，或者说对于我们既有认识的一个冲突，这个过程就会考验创作者究竟想面对的是哪样的一些观众，究竟希望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你的作品的传播，还是你要保证你的创作和你的思考的完整性，我想这对于每一个创作者而言都是一个很个人化的问题，也是一个很个人化的选择。
另外，当我们在一个大众传播的语境下，用这种类似于商业的或者说平台化的手段去生产纪录片的话，我们当然要尽量地去满足它的市场属性，满足它能够被尽量多的观众所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期待。
所以说你怀着一种什么样的目标去制作纪录片？你的纪录片是一个工业纪录片还是一个独立纪录片？作为一个创作者，你自己怎么样平衡自我表达和沟通大众之间的这两方面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矛盾？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去回答上述问题需要考虑的话题。
刺猬公社：没有专门学过纪录片，但在学新闻的时候有涉及到人类学和民族学方面的一些民族志和参与观察、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如何在研究互联网短视频创作传播中来运用这些方法？
梁君健：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尝试的。我不敢说能够给出答案，但是我想给出几个我的建议或者说我在努力的方向。
第一个方面，不管是新技术、旧技术，互联网、新的视听媒体，还是传统的这样的一些社会媒体，我们其实都需要把人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把人是如何自我认同和进行实践的一个过程描述和了解清楚，我想这个可能是很关键的一点。
对于我们要研究快手或者抖音平台上的一些网红播主，或者说一些普通的用户，在人类学的视野里，所有的普通都不普通，我们每一个群体或者说每一个个体都有它的特殊性。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人的研究，我们都还是要在它的整体生活中去研究它。
我们去研究一个人的短视频，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上网把他所有的短视频，包括他在底下和观众之间的互动，都读一遍去做分析就可以了，我们肯定是要去看他的这种短视频的实践和他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去看他自己是如何在实践过程中去进行各种各样的选择，这些选择背后代表的是他什么样的价值观，看到什么样的意识层面的目的和潜意识层面的心理结构给他带来的影响等等，我想这些东西是我们在做任何民族志的时候都要注意的。网络民族志或者说针对这种新的技术的民族志，也同样要注意到这一点。
另外一个建议是我们要充分注意到技术它本身的特点，它包括了技术的可控性，包括技术如何在既有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性的过程中被赋予了特定的观念、价值、潜质。也就是说我们不把技术本身视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搁在那儿的一个变量，我们要把技术纳入到考量中，我们看技术它发挥了什么样特殊的作用，这可能和技术哲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会有关联，只有在这样的一个视角下，去展开民俗的研究，才是一个可靠的民族志的研究，才是一个对我们理解当下文化实践有启发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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