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视纪电商大学的学员正在上课。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正在直播卖货的店家。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早上3点，通往北下朱的每条路，都被拉货的四轮车、面包车围堵得水泄不通。骑四轮的人穿着鞋子，一边喝酒，一边等着警察疏散公路。夜晚，这种开四轮车的人又换上了宝马、奔驰、宝马等豪车。
这个距温州国际工贸城2.2公里的普通民居，被媒体冠以“中国微商第一村”“网红直播第一村”，村里每位商铺上面，就会有正在直播卖货的主播。镜头前，她们嘶声力竭地喊着，“宝宝们，这是明天的最后一拨福利！”运气好的话，几千个订单扑来，商品被秒光。
店面招牌上写着“直播”“爆款”“神器”等字样。垃圾桶上也写着“走进北下朱，实现财富梦”。全省各地的创业者汹涌进来。“这是一个空气中都饱含金钱气味的地方。”一名创业者说道。
北下朱村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下朱社交电商从业人数13000余人，峰值可达20000余人，从业人员平均年纪26岁左右，以80后为主。她们为北下朱及周边创造了日均60万件的新零售订单，年交易规模近百万元。
火爆背后，一些问题也开始浮现：楼市离谱式下降、留不住网红主播人才、缺失有影响力的大品牌……一位在这儿督查的互联网剖析师对新京报记者说，“任何一家北下朱的店面，都是邯郸小异。早已没有产品品类的概念，只有‘红不红’的概念。”在他看来，陷入这些模式的北下朱，亟须改变能够有更大的发展。
暴富梦
“欢迎所有的宝贝，进来的家人们，把红心点上！”
5月27日19时30分，北下朱村的一个家纺店，48岁的“三丑姐”架起直播环型灯、声卡和两部手机，她特意描了头发，涂上柔美的唇膏，一手拿着麦克风，另一只胳膊伴着脖颈、膝盖摇动。
“三丑姐”来自四川成都，在快手上有3万多的粉丝。在北下朱村，她还算不上“网红”。拥有几十万粉丝的主播，才勉强被称为小网红。
“三丑姐”最早的职业是转租车司机。后来离了婚，就背着音箱到各地流浪跳舞。一个礼拜前，她闻到了北下朱的商机。
她先是给一家餐具店卖锅，又唱又跳、唠嗑抖包袱，4个小时卖了30多个锅。为了争销量，她将价钱抬高20元，被店面卖同款产品的其他主播诛杀，最终丧失了这份工作。
于是，“三丑姐”换了另一个家纺店直播。见到有新粉丝进来，她使出四肢力气逗她们开心，挑眉，抛了几个媚眼。
“老铁们不支持，我在外边混不下去了，还得回去开转租车……”有连麦进来的粉丝，和她一侃就是半个多小时，她也不能表现出丝毫不耐烦。在她看来，网路主播也是“网乞”。
虽然“三丑姐”用了一下午，卖力地推销几款夏凉被、冰丝床垫和四件套，但直播结束后，她只收到了3个订单。
走出直播间，她点了根烟，神情凄凉。“我的年龄和身材，不管是服饰、化妆品……卖哪些都没有优势，比咱出众的年青小帅哥有的是。锅和被褥，只能卖一次。没有人天天要买锅的，那昨天我能卖哪些呢？”
与“三丑姐”相比，“星迪先生”在快手上有28万粉丝。
“星迪先生”每天都要直播五六个小时。29岁的他是广东咸宁人，高瘦清秀。
“星迪先生”喜欢在直播时述说他的励志故事。他自述自己是一个富二代，为了理想与妻子摊牌，带着1000块钱离家出走，只身来到温州创业。
“粉丝们喜欢听你有多惨，也喜欢听成功学。”“星迪先生”说。
“星迪先生”卖过化装品、日用百货、饰品等。他时常到首饰鞋厂拍一些vlog，向粉丝们展示一件饰物从设计、铸造、加工、检测到包装的过程。
粉丝对他的vlog感兴趣，就私信他带一批货。
31岁的广东人郑留平，是北下朱最早做直播带货的人之一。
郑留平说，他和母亲每晚轮流直播8个小时。“我们掏出一个暖手宝，对着镜头吆喝，‘老铁们有人要吗，六块国庆个’。”
郑留平如今卖得更多的是“自有品牌”。他租了一个30多平方米的地下库房，专门雇了几位女工，组装时下流行的发光娃娃、告白汽球、羽毛头饰等。
直播时，郑留平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戴着白色花朵样式的儿童头饰和一个独角兽头饰，手里拿着三个求婚汽球，伫立在办公室的老总椅上，“今天最后一拨福利，再不下单的就秒光了！”
他的直播吸引了各地不少找寻货源的商人。最高纪录是一场直播好几千人观看，最多的一次卖掉了几百单，一个礼拜赚了十多万。
哪些红就卖哪些
北下朱村村书记金景喜追忆，原先北下朱曾发展春节画月历、工量刃具等产业，但都迈向衰亡。2010年，北下朱完成旧城改建，新盖了99栋房屋，同时引进了物堕胎业，于是周边集聚了一批卖尾单的商户。
2015年前后，微商盛行。卖尾单的商户纷纷开始做微商。2017年4月，世界微商峰会在北下朱举办，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到这儿驻防。
2018年，直播带货开始代替微商。在北下朱，一些微商直接弄成了供应链店家，她们以低廉的价钱从厂家购货，之后由网红主播带货售卖。
网红卖的是新品，她们鼓捣的也是新品。一般，一拨新品的热度持续两三个月，“没有品类之分，哪些红就卖哪些。”
24岁的男孩双双是北下朱的一位供应链店家。从今年年末起，双双依次卖过花束、酒精、口罩，最后到头盔。3月末，三天能卖300多万个口罩，20万瓶酒精。
双双最初一个月赚了一百多万。“我的合伙人赚了两个奥迪车，加上去四五百万。”
在新品产品的市场上，反倒没有哪些恶性竞争的情况。双双说，“所有的店家都忙着搞货源，市场远远供不应求。”
北下朱的一家“精品帽子礼帽店”被叫做网红热卖诞生地。店面主播阿利单月卖出过20万顶“卷卷帽”。
为了把一顶贝雷帽炒成新品，阿利设计了一个视频。她找人扮成奶奶，慢腾腾地过马路，之后冲过来一个年青人，二话不说，背着奶奶过了马路。
视频上了热门，年青人戴的围巾也成了热卖。阿利马上挂上围巾的链接，开直播向粉丝卖礼帽，三天卖了几千顶。
新品礼帽一诞生，北下朱所有卖礼帽的店也都闻风而动，卖同一款礼帽。
“这里的商业信息传递得非常快。”“星迪先生”对新京报记者说，“即使你不是第一个闻到商机的，总是跟随他人做新品，例如头盔火热了，这么也随大流对接厂家和货源，虽然比他人少赚一点，也能生活富余。北下朱的每三天，都是全新的、不一样的。你没法想像，今天会是哪些样子的。”
郑留平说，在北下朱，人们最敏感的是钱的声音。有的人喜欢听“嘀、嘀、嘀”，复印机往外出订单的声音，也有人喜欢听撕胶水的声音。谁家在打包发货，胶水从早晨撕到中午，有的甚至到深夜，生意一定是好得不得了。
网红孵化班
5月29日下午9时，距离北下朱不足1公里的5G直播大厦，一家名叫耀视纪电商大学的课堂上，50多位学员正在上“如何用抖音拍摄剪辑短视频”的课程。
南昌人刘罡是这所电商大学的“校长”。他告诉新京报记者，大学创立不到两个月，早已办了11期训练班。“传统的老师不可能教如何涨粉、卖货，所以我们从社会上挖掘了各个电商平台的达人。像我们这样的中学，别的城市也很难看得到。”
“你是拿抖音来玩的，他人是拿来挣钱的。玩和专业是两回事，我们就是让她们更专业。似乎之后的直播员，就是现今的营销员。”
来上课的学员，既有带着两个孩子来温州创业的宝妈、开鞋厂的老总，也有想变革的早教幼师、学习直播带货的广东农户等。
“希望未来和同事们在大热门上相见。”一位男学员说，“今年是直播带货的大风口，我搬去武汉，店在广州，厂在南京。”
课程持续7天，分为体验课、初中中级班与私教班，费用是1980元。那天的课上的是理论，讲师教的内容是“为什么要玩抖音”、“怎么快速上热门”、“哪些是优质视频”、“抖音的变现形式”……
“有个学员拍摄的短视频，早晨4点上了热门，立刻挂上商品开始直播，播到隔日早上10点多，卖了8000件，赚了十几万。”眉飞色舞的女讲师说道，“也有的学员为了养号，管理几十部手机，一个号卖几千块钱很正常……”
另一间寝室正在上私教课，房间被浴帘遮挡得严严实实。讲师周美德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正在教学员美肤、打灯、出镜、直播话术、人设塑造等方法，“美颜不要太过度，你交的短视频作业，脸拍成了一张白纸，简直像吸血鬼……”
周美德架起一部手机演示道，“面对镜头时，切勿用跟领导汇报工作的语调。大家要把粉丝当作一个男孩，耐心地教他、喂养他。例如，‘嗨，孩子们！明天给你们分享一下猪肉秘诀。’这就自然多了。”
近来，郑留平甚少再做直播了。他化身创业导师，给新来的小白创业者授课，内容通常是成功史。“我常常对她们说，温州不是遍地金砖的。每位行业都是二八定理，20%的人做得好，80%的人做得不好。”
不仅民间培训机构，当地政府也开始对带货主播进行规范和引导。
“我们管公司，公司管网红。”北下朱村所属的振兴社区区长楼春说，“我们制定了‘关爱网红十条’‘网红公约十条’，包括入行宣誓等，每一批新进来的主播都要遵循这个流程。”
金华市政府和一家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创立了训练班，组织学员出席直播人员从业证考试，考评通过者可获人社部门颁授的电商直播专项职业能力证书。“以后你要去做主播，各个平台就要规范，没有资格证就不让你上。”一名培训负责人说。
所有人都在赌
现在，租金下跌得太离谱，是村书记金景喜最头疼的事。
“这里已然是一铺难求。”金景喜说，“今天又有几个外省商人，追在我前面要房屋。我说，真的没有房屋。”
金景喜说，北下朱的1200间店铺已经饱和。也有的商户为了得到店铺，想尽办法撬走原先的商户，硬是把租金抬了上去。
金景喜告诉记者，北下朱的租金下跌是从2018年开始的。那时，北下朱的商铺全部租出，早已没有空余的了。想来驻守的商人，盯住谁家的租约快到了，便去和业主谈价钱，有的人乐意多掏五六万块，硬是把原有的商户撬走了。“房租从原先的一年1万多，被抬到了现在的10多万，几乎是周边村的两倍。”
金景喜说，每次开居民代表会议，首项议题就是村党员劝阻居民不要私自涨租金。“大部份居民都支持，但也有的业主只看眼前利益。有时侯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房租乱涨不一定都是业主的缘由，商户也有缘由。故意杀价的商户，有些人不是来做生意的，而是病急乱投医。”义乌市社交电商商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俞寒冰说，“从另一个角度讲，租金每年都在离谱地下降，商户们第一年经销赚来的钱，原先准备下月创建自己的品牌，结果全被房东取走了。”
互联网剖析师刘焱飞曾在北下朱督查半个多月。刘焱飞发觉，李佳琦和薇娅卖的东西，过不了几天，才能在北下朱找到，但是价钱更低。
“在任何一家店，网红主播都能凑齐10到20款网红产品。她们想找的，无非是‘最新的概念’，北下朱能满足她们。”
刘焱飞觉得，你们都在做热卖，所有人都是在做钱的生意，快进快出，跟货没有太大关系，没有人准备打持久战。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冒险家的生意，所有人都在赌，风险很大。“你不晓得那个东西能卖火，跟着就很重要。犹如一阵风起、一阵风落，说没就没了。”
刘焱飞曾遇见一个姑娘，当时看中一款流行的发光玩具，在鞋厂投了50万做货。但这款玩具的热度很快没了，货砸到手里，赔了30多万。
这个新业态的发展速率太快了
随大流做热卖、一切向逐利态度看齐，这样的现象令北下朱的基层高官担忧忡忡。
北下朱村所属的振兴社区区长楼春说，在扶植优秀原创电商品牌方面，她们想了好多办法。例如，通过政府资源，帮助优秀的自创品牌领到温州小商品博览会的展台；把村文化会堂改导致新款发布厅、商务会场，构建“风向研究所”等。
“直播带货是一个新兴的行业，你们都很害怕前景。我们请一些大咖来讲讲，什么新政要颁布。”
福田街道党地委委员黄琦也觉得，许多店面随大流天猫新品，无法在网红商品中攻占制高点。
“任何一个产业，一路走来肯定有一些宫缩。”黄琦说，“义乌的模式是，政府如同店小二，我们看见了这个自发产生的市场的活力和前途，有责任正确地引导和规范它，让它健康地走下去。说实话，这个新业态的发展速率太快了，好多工作我们还处在一个起步和运作的阶段，边走边试。”
“没有说我北下朱下来的东西，全省一下子轰动，产生振臂一呼的效应。其实，这可能与北下朱的小网红多，500万粉丝以上的大网红少有关。”
黄琦说，人才流失是北下朱的另一个痛点。来北下朱创业起步的带货主播，一旦有了影响力，马上跳槽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孵化一个就走一个。”
雄踞750万粉丝的安若溪曾在北下朱搞过几次直播，几乎次次都卖断货。并且没过多久，安若溪团队就离开了北下朱，去往深圳发展。
“我们给市里提过建议，比如，作为营销人才的一线网红主播，能够步入招才计划。另外，我们也正在与一些学院合作完善创业基地。”黄琦说，“作为‘直播第一村’要想实至名归，肯定要成为行业的推动和策源地，这就要靠高档人才。”
谈及北下朱的未来，黄琦和楼春都觉得，未来肯定要高标准筹谋电商小镇。
“北下朱早已饱和了，这么我们将孵化基地培训、餐饮休闲住宿等配套产业向周边的东傅宅村等拓展。如今她们的好多门店规模也还不错。”黄琦说。
楼春说，未来根据网红小镇的概念，她们还想在北下朱构建一条“星光大街”。“也许会吸引好多人千里迢迢过来打卡。”
在她们的构想里，村委会可以创立一家营运公司，筹建广告位，和一些平台公司谈融资，兴许未来还有上市的机会。“这样好多项目就有资金运转上去。”
“星迪先生”们并不了解基层高官的疑虑。在她们看来，谁能抓牢风口谁就挣钱。几天前，“星迪先生”又和同学们创立了“义乌新地摊经济研究院”。
夜色中，淋着暴雨，他和4个同学站在“北下朱电商小镇”的招牌前，捏着皱毛茸茸的宣传单哭喊，“我们整合了1000多家地摊产品厂家，为地摊人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