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不再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是在亚当·斯密提出《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后。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国家的财富只有一种，即金银（后期衍变为贸易顺差）。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在Smith之前，并没有重商主义这个概念（至少没有流行起来，广为人知）。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是由许多政府官员和工商业者零零散散提出来的，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初期对经济、财富、贸易本能的一些认识。提出这些观点者，并没有将这些观点系统化、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更没有把自己贴上重商主义的标签。这个标签是Smith为了阐发自己的财富观而对此前300年前流行的诸种观点进行批驳、为立而破、为破而将其总结概括出来的。重商主义作为经济学的一家之说而广为人知，要归功于它的头号论敌亚当·斯密。
这就好象时下常见诸于报章的所谓“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是论敌为了贬损它而加之于它的污名。如果不知道这段因缘，自己说自己是涓滴经济学，就会贻笑大方，成为学术上的笑话。
好在亚当·斯密以“重商主义”贬损此前300年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思想时，大部分重商主义“理论家”（其实没有系列的理论，只有零散的观点）已不在人世，省了不少历史的口水帐。
斯密的著作直指要害：国家的财富究竟应该是什么？
重商主义的观点认为，国家的财富就是金银，多多益善。为此要多多出口、少少进口；多多生产、少少消费，尤其是劳动者，成本越低越好。
从重商主义的角度，出口是第一位的；生产是第一位的。进口是万不得已，除非是生产所必需，比如，原材料的进口；消费是万不得己，除非是生产所必需，比如，为了工人有力气干活，至少要让工人不冻饿至死；为了劳动力市场不断有新的劳动力，至少要让工人能养活妻儿。
所以，重商主义时代，生产高于消费。限制进口，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消费者的利益，使其无缘享受性价比更好的外国产品，只能受国内厂家的盘剥。
斯密反对的就是这种对国家财富的认知。他认为，国家财富不在于金银，也不在于贸易顺差。所谓国富，一看消费者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消费（“民裕”），二看国家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国强）。消费和消费者是第一位的，生产是服务于消费的。没有消费，生产就毫无意义。
这简直就是与重商主义唱对台戏，是对重商主义的根本颠覆。重商主义反对进口，因为会流失金银，导致国穷；斯密则认为，进口能够让消费者享受到性价比更高的国外产品与服务，促进消费者的福祉，而消费者的福祉是国家财富的标志。
重商主义极力压减劳动力成本，以增加国内工商业的成本竞争力。但在斯密看来，这与限制进口一样，牺牲了劳动者的福祉，民不裕，就谈不上国之富。
重商主义主张生产至上。而在斯密看来，生产是第二位的，消费才是第一位的。本末之辩，是不容颠倒的。
斯密和后来的李嘉图，彻底颠覆了资本主义的指导思想。从此，自由市场经济取代了政府干预，自由贸易取代了贸易保护。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理论时代直至今天。
但细想一下，斯密和李嘉图彻底战胜Colbert吗？自由市场经济彻底战胜了政府干预了吗？自由贸易彻底战胜了贸易保护了吗？重商主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吗？
没有。从来也没有。远远没有。
比如，重商主义认为，买卖不是一种对等、公平的交换，卖方占了便宜，买方吃了亏。出口占了便宜，进口吃了亏。
这种与斯密彻底相悖的观点听起来好笑吗？不好笑，因为在斯密之后300年的今天，这种观点仍然是主流的。
特朗普为什么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公平？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远远超出从美国的进口。像所有重商主义者一样，特朗普觉得美国亏了。
他同时觉得，美国与德国、日本的贸易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德国、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远远超出从美国的进口。
如果是斯密再世，一定会大声批驳特朗普。作为二十一世纪全球最大、最发达的经济体领导人，怎么可以像300年前的重商主义一样愚昧？
历史是在倒退吗？
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中国、德国、日本这样的贸易顺差国，竟也像犯了错误似的小孩子似的，不敢理直气壮为自己声辩。全球舆论场，只听见特朗普的大声指斥。
同样不可理解的是，因为自由贸易，美国民众享受着来自中国、越南、墨西哥价廉物美、高性价比的产品，消费者的福祉得到莫大的提高。在斯密看来，这才是美国真正的财富，美国应该心存感激才是。但事实是，美国议员在国会砸日本进口的录音机（上世纪80年代）、特朗普要对墨西哥产品征收边境税、指责中国是货币操纵者。
美国人是怎么了？真是觉得商场卖的东西太便宜了、希望价格高一些是吗？享受了进口的这么多益处，为什么不能站出来说句公正话？是要等特朗普把进口搞没了、商场卖的东西涨价四五倍、生活成本大幅提高了再吱声吗？
连我都想替斯密骂一句，这帮不知好歹的美国人。
重商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人们对经济、对财富的一些本能认识。因此，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人们也很容易有重商主义的思想。在对外界了解不深、与全球经济融合度不高的情况下，这种自发的重商主义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不应厚责。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重商主义思想会相应改变，更加重视消费和消费者的福祉，向斯密的思想靠近。
比如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前，是将出口放在第一位的。广场协议后，因为日元快速升值，出口受到严重打击，但进口受益，国民无论是购买洋货、海外投资、旅游都大大受益，国民福祉提高。所以，日本对广场协议并没有外界想像的那样敌意和抗拒。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间，也是高度重视出口、限制进口（尤其是消费品）的。中国逐步放开进口限制、重视内需、消费，是近些年才有的事。
但美国就不应该了。它是斯密的子孙和后裔，长期以来一直是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旗手，怎么退化成这样？怎不让斯密老人家伤心、扼腕、顿足？
斯密是位学者。学者对世界的设计，理想化的色彩多了一些。他希望这个世界能够端正对国家财富的认识，纠正对进口的偏见，纠正对消费的偏见，纠正对劳动者待遇的偏见。
他苦口婆心地布道：国家财富在于国强民裕，国之强在于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民之裕在于百姓作为消费者的福祉，二者缺一不可。
进口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能提高消费者的福祉。
消费是第一位的。离开消费，生产啥也不是。
要提高劳动者待遇，待遇提高了，才有民之裕。
福特汽车的创始人是这方面最早想明白的资本家。他的理论是，让造汽车的工人也能买得起他们自己造的汽车，这样的生产才是可持续的。
令斯密伤心的是，像福特这样能想明白、又能身体力行的，实在是太少了。这个世界，要么是口是心非、口头上自由贸易心里面重商主义的，要么就是一点不加掩饰、赤裸裸重商主义的，如特朗普们。
今日世界，仍是重商主义与斯密的对决场。斯密完胜，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