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于自身语言的认识，尚处于极其肤浅的程度。探索和认识语言的实质与意义，对于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极其重要，因为语言是人类生命的实质内涵，不仅人类不能离开语言而生活，而且，语言即是人类文明的本质体现。因此，人类必须认真研究语言与自身生命的关系，同时，准确揭示语言与客观物质的相互联系。语言是人类沟通自身生命与自然界物质关系的渠道和介质，语言决不简单地充当人类之间相互交流信息的工具。
人类生活的本质与全部意义，都存在于人类的语言中。语言是人类生活实质的体现，也是人类生活的实质之所在。从人类的生活中，皆可因语言形态而区分出文明与不文明、反文明的因素，而只有那些代表和体现人类文明素质的语言，才是人类追求幸福所需要的语言，才能够代表和体现人类生活的价值与意义。
语言的功能大致如下：1、表述功能，用于表达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2、交流功能，这是人们的生活与工作的日常活动；3、充当发现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工具；4、发挥社会教育的起点功能；5、储存人类的历史记忆的功能。在这五项语言的功能中，前两者属于基础性的功能，后三者建立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是语言功能的社会性扩展。
可见，语言对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丰富与进步，具有不可或缺的、核心般的意义。第一，语言是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文化形态的根本造就因素；第二，语言是人类精神面貌的表现；第三，语言是社会文明的媒体、载体和基础因素。
语言直接体现着社会文明的本质。在相当程度上说，人类的社会文明无不首先基于人类语言的进步、发展与丰富。因此，语言是人类 社会文明的一个首要的因素。语言代表着并且直接表现着人类生命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说，人类生命的存在即是以语言的方式而存在的。语言是人类生命存在的直接形式。
语言是人类生命的实质体现。因此，语言是人类生命本质的素质。一切社会文明都是基于语言的创造。语言是人类成为地球上唯一智慧的生命的核心途径。
理论上说，自然界中天然地存在着人类生命本身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元素。但是，人类的智慧永远达不到完全认知这些物质元素的能力。对于人类以及人类之外的其它能够发声的动物而言，声音首先来自于自然环境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声音是系统的语言形态形成的母体。
文字的产生源自于声音，声音则源自于生物对于外部环境的本能反应，人类之外的其它动物也能够发声，然而，只有人类在自身声音的基础上创造了完整的语言体系。声音—含义—词汇—文字——这是一种语言体系形成的基本步骤。声音源自于人类生命对于外在事物的感知，本能的声音从一开始变富有思维的性质。
人类语言的进化趋势，必然是朝着一致化的方向演进。当然，人类语言的统一必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事实上，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刚刚有3000多年的时间。人类语言是社会生产力与科技发展的结果，反过来，语言也充当人类生活变迁的内在动力。世界上许多语言种类在人类彼此交往和社会进化的过程中消失了，一般说来，不拥有文字的语言体系，是最先随着社会发展而消失的语言。因为文字是人类文化形态的核心载体和孕育母体。我们不可能想象会存在一个没有文字的先进的民族或者国家。
人类历史的一个事实是，使用象形文字的民族和国家，大致从公元15世纪开始，在社会文明的在与创造力方面，便逐步落后于欧洲使用符号文字的民族和国家。
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字语系中，华夏民族的文字属于象形文字，欧美社会的文字属于符号文字。
现代汉语未来的发展方向，即是向着逻辑化、科学化的方向演进。把现代汉语提升为世界上的一种主要的科学语言，这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乃至更长时间里的一项主要的文化使命。现代科技内容和体系没有能够从汉语中首先产生出来，历史地说，根本的原因由汉民族国家的政权结构直接造成，而不是由于汉语本身的缺陷所致。政权直接控制文化并且选择单一的文化形态进行教育和统治，在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直至20世纪都是如此。
在中国，运用文字书写的第一人是姬昌（大致前1152年―前1056年），这位生活在公元前12世纪的人物，他是出生在黄土高原的陕西一带的一个周人部落，他的祖父是古公亶父（又称周太王），父亲叫季历。远古的岐周之人。当时地处中原的殷商王朝，是亚洲大陆上最为强大的王朝，姬昌在成年之后来到商朝，充当使者或者进行游历，史书记载是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姬昌在商朝的殷人之地生活时期，开始创作他的作品——《易》，这部文献是中国传流下来的最古老的系统著作，因此，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化的一个光辉的起点。《易》后经姬昌的儿子姬旦（周公）、姬发（周武王）等人的修订和完善而成书。姬昌生育了众多的子女，而姬旦和姬发两个儿子，一文一武，是成就周朝功业的主要人物。
汉字属于象形文字，象形文字首先基于人们对周围客观物质的表象的直观了解，汉语必须具备深入客观物质内在实质的能力，在能够充当科学的语言。科学语言是一种能够正确而准确地揭示客观物质以及运动规律的语言。而不是简单地指出某种自然现象或者社会现象。
由于象形文字的发明是“取之于形”，因此，象形文字背后的思维方法与表达方式便是一种对于事物表象的反映。比如老子在《道德经》中多次描述一些自然现象，“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在思维方法上即是对于风和雨表象的认识，同时把风雨等同于自然界（天地）。这种思维认识不到风和雨的物理实质。再比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以说，这段话体现老子对于宇宙起源的描述，沿着无生有、有生道的思维逻辑进行，但是，同样是以中共表象的描述。
显然，象形文字导致的思维方法，是一种基于对客观物质和社会存在的表象的认知方法，而是沿着事物构成的内在规律和相互联系进行思维和探讨。
象形文字表达方式的抽象化使得文字表达严重缺乏相应的准确性。例如，墨子是百家争鸣中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他的《光学》著作是人类对于“光”的探索的首屈一指的著作，但是，由于其语言表述上的简单和抽象，墨子的这篇最伟大的科学作品，一方面得不到良好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导致后世根本忽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
墨子是一位真正探索自然界物质以及运动规律的华夏民族的远古先贤，但是，墨子的学问在墨子逝世后的大致两代人便成为“绝学”，根本得不到继承和发扬。假如墨子的“光学”知识得到后人的真正继承，那么，华人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必将得到一种跨越式的进步。
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后，由于嬴政父子的权力邪恶，华夏民族没有能够在文化上继承老子和墨子的对自然界物质的探索精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在公元前134年被董仲舒提出，汉武帝刘彻开始推行。由此，从秦朝到汉初的不到100年时间，华夏民族的长达550年的百家争鸣的文化传统，便被邪恶的强权彻底泯灭。从汉武帝罢黜百家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漫长的20个世纪里，汉语从文字书写到口头交流、从思维方式到实际运用，整个语言体系逐步丧失了文化创造的活力和动力，导致儒学——这种最先倡导“仁义礼智信”价值的伟大学派，也不断沦落为“腐儒”。在20世纪里，中国在文化领域始终存在着“尊孔”和“批孔”的两个支流，然而，我认为，无论哪种派别，都没有真正认清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实质关系，并且没有提供出中华民族在文化发展方面的正确方向。20世纪中国1919年以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1966—1976年蔓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社会留下极其惨痛的教训，但是，直到现在，这些教训是什么？又究竟要如何才能够避免重蹈覆辙？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或者正确的观念从来没有能够深入人心。
在20世纪，汉语通过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得到了巨大的丰富与发展。中国的书写方式由文言文转型为白话文，这是其中的成果之一。陈独秀先生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然而，他在语言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却往往因为在政治上的功过而被掩盖。
在20世纪下半页，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十年，由于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应用和普及，通过互联网，现代汉语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提升。现代汉语通过科学家（以王选等人为代表）的努力，实现了电脑化书写和电子化印刷，现代汉语与现代电子技术的结合，是20世纪汉语发展的一个极大的成就，这是21世纪汉语体系的大发展的科技前提。
把现代汉语发展为世界上的一种主要的科学语言，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够充当人类科学知识的领先因素。历史上，人类的自然科学体系主要是由欧洲国家的符号文字语言造就的，科学的分类也是由符号文字首先发明的。使用象形文字的民族，比如过埃及、中国等国家，没有能够扮演现代科学体系的主要发明者的角色，虽然这些民族都属于悠久的民族。
把现代汉语逻辑化与科学化，是21世纪中华民族在文化领域的一项核心的使命。汉字（这种象形文字）是华夏民族的先贤们在认知人类生命与自然界物质的过程中的伟大发明，汉语是世界各民族中最悠久的语言形态，我们世世代代都在使用这种语言中进行劳动、发明和创造，无论华人社会取得的社会文明程度如何，汉语都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我们必须善于运用现代汉语，去开创中华民族的崭新文明。
把现代汉语升华为世界上主要的科学语言的途径，一是极大丰富现代汉语的词汇量；一是实现汉语系统的思维方法向着逻辑化的方向转型。中华民族如果不进行一场深刻的文化转型与思维方法升华，那么，中国社会便无法发生实质性的文明进步。
逻辑思维与科学方法，是引导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两项关键素质。而这两项文化品格，正是中华民族所普遍缺乏的品格。中国语言中存在很多的成语和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一方面造成语言表达上的痼疾；一方面对语言的丰富与发展造成障碍。
在一定程度上，人类是自身语言的产物，因为语言表现着人类的内在精神素质。语言与人类生命的全部的、真实的联系，即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质。
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必须进行一场实质性的飞跃，这场飞跃本身也是一场文化领域里的革命。一方面，革命是对人类生活中的一切不文明、甚至反文明的社会存在因素的割除、替代；一方面，革命是运用一切文明的方式方法引导和推动社会生活的发展与进步，从而最大程度上实现人类的幸福。革命决不是暴力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革命是为着人类幸福而不懈的劳动、创造和发明。一句话，革命是对于社会文明水平的提升。在20世纪，中华民族没有能够正确地理解“革命”、“解放”、“阶级斗争”等等词汇，其中既有政治宣传的错误引导，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固有思维方法的缺陷所致。
把现代汉语发展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科学语言，这是自21世纪开始的中华民族的一项根本性的文化使命。
21世纪中华民族必然实现思维方法上的伟大飞跃，由此实现汉语体系的伟大升华。从而为中国社会的持续文明发展奠定可靠的保证。
徐国进
2020年2月24日星期一
